專欄作者
我們該向美國戰後經濟學習什麼？
保羅·克魯格曼 2012年11月26日
實際上，早在1930年，甜點Twinkie就誕生了。但在我們的記憶中，這種標誌性的
點心永遠都將與20世紀50年代聯繫在一起，那時候，Hostess曾通過贊助《好滴毒滴秀》(The Howdy Doody
Show)來推廣自己的品牌。Hostess的破產激起了嬰兒潮一代對一個貌似更加單純的年代的懷念風潮。
不用說，那個年代並非真的單純。然而，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Twinkie時代”(Twinkie Era)，的確提供了一些在21世紀仍然適用的經驗教訓。首先，戰後美國經濟的成功表明，與當今的保守主義教條不同，我們可以在既不貶低工人也不嬌慣富人 的情況下享有繁榮。
想想富人階層的稅率問題吧。現代的美國右派，以及很多所謂的中間派，都執迷於富人階層的低稅率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觀念。還記得嗎，負責制定削減赤
字政策的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和艾倫·辛普森(Alan Simpson)最後都把“降低稅率”算成了一條“指導原則”。
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最富裕階層面對的邊際稅率是91%，沒錯，91%，而相對於國民收入而言，企業利潤承擔的稅負是近些年的兩倍。最接近事實的估計數字表明，1960年前後，佔美國人口總數0.01%的社會頂層人士所繳納的聯邦實際稅率高於70%，是今天的兩倍。
此外，高稅率並不是富商們唯一的負擔。他們所面對的勞工擁有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議價能力。1955年，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都是工會成員。在規模 最大的一些公司里，管理者和勞工能夠平等地進行對話協商，以至於人們經常談論，公司的服務對象是一群“利益相關者”，而不只是股票持有者。
當時的企業管理層夾在高稅率和擁有權力的勞工中間，不管用早期還是晚些時候的標準來看都處於相對窘迫的地位。1955年，《財富》 (Fortune)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企業高管的生存現狀》(How top executives live)的文章，文章強調指出，與過去相比，這些高管的生活方式已經變得多麼謙遜。20世紀20年代那些面積寬敞的豪宅、數量眾多的奴僕和大批遊艇已經 不再；《財富》的文章稱，1955年，企業高管通常都住在郊區的小房子里，雇小時工來幫忙打理家務，只擁有體積較小的船。
相關數據證實了《財富》雜誌的內容。在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之間，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大幅度下跌，不僅是與中產階級相比而言，而且體現 在絕對價值上。據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估計，1955年，佔美國人口總數0.01%的社會頂層人士的實際收入還不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一半，他們在總國民收入中所佔比率也下降了 75%。
當然，到了今天，豪宅、僕役大軍和遊艇又回來了，規模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只要有任何可能損及這些富豪的生活方式的政策顯出端倪，就會有人高呼 這是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確，羅姆尼(Romney)的整個競選活動都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奧巴馬威脅要適度提高富人階層的稅負，而且大膽表示有些銀行 家行為不端，此類做法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害。那麼，對富豪苛刻得多的20世紀50年代豈不是個經濟災難嗎?
實際上，當時的確有人這麼認為。保羅·瑞安(Paul Ryan)和其他很多現代保守派都是安·蘭德(Ayn Rand)的忠實支持者。她在1957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裡面所描述的破敗潦倒、充斥着不勞而獲者的美國，基本上就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治下的美國。
然而奇怪的是，《財富》在1955年所描述的那些備受壓迫的高管並沒有因為高稅收而停止工作、不為美國貢獻自己的才能。相反，如果《財富》的內容可 信的話，這些高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勤勉。事實上，在二戰後高稅收、工會勢力強大的幾十年里，經濟的增長速度驚人，其成果也被社會廣泛地分享：1947 年到1973年間，家庭收入中位數空前絕後地增加了一倍。
這又使我們回到了懷舊的話題。
我們應該面對這個事實，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確實有一些人無比懷念過去，那時候，少數群體和婦女懂得安守本分，同性戀嚴守自己性取向的秘密，國會議 員則會問，“你現在或曾經是同性戀嗎？”然而，我們其他人則非常慶幸，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從道德上講，我們的國家比過去好得多。對了，食品方面也 有諸多改進。
但一直以來，我們忘了一件重要的東西，也就是經濟公平和經濟增長並非水火不容。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讓富人支付了他們應該支付的費用，賦予了勞工爭取合理工資福利的權力，而且，與當時以及現在的右翼言論截然相反，那時的美國很繁榮。那個時代的做法，我們可以再來一次。
不用說，那個年代並非真的單純。然而，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Twinkie時代”(Twinkie Era)，的確提供了一些在21世紀仍然適用的經驗教訓。首先，戰後美國經濟的成功表明，與當今的保守主義教條不同，我們可以在既不貶低工人也不嬌慣富人 的情況下享有繁榮。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保羅·克魯格曼
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最富裕階層面對的邊際稅率是91%，沒錯，91%，而相對於國民收入而言，企業利潤承擔的稅負是近些年的兩倍。最接近事實的估計數字表明，1960年前後，佔美國人口總數0.01%的社會頂層人士所繳納的聯邦實際稅率高於70%，是今天的兩倍。
此外，高稅率並不是富商們唯一的負擔。他們所面對的勞工擁有我們今天無法想像的議價能力。1955年，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都是工會成員。在規模 最大的一些公司里，管理者和勞工能夠平等地進行對話協商，以至於人們經常談論，公司的服務對象是一群“利益相關者”，而不只是股票持有者。
當時的企業管理層夾在高稅率和擁有權力的勞工中間，不管用早期還是晚些時候的標準來看都處於相對窘迫的地位。1955年，《財富》 (Fortune)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企業高管的生存現狀》(How top executives live)的文章，文章強調指出，與過去相比，這些高管的生活方式已經變得多麼謙遜。20世紀20年代那些面積寬敞的豪宅、數量眾多的奴僕和大批遊艇已經 不再；《財富》的文章稱，1955年，企業高管通常都住在郊區的小房子里，雇小時工來幫忙打理家務，只擁有體積較小的船。
相關數據證實了《財富》雜誌的內容。在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之間，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大幅度下跌，不僅是與中產階級相比而言，而且體現 在絕對價值上。據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估計，1955年，佔美國人口總數0.01%的社會頂層人士的實際收入還不到20世紀20年代末的一半，他們在總國民收入中所佔比率也下降了 75%。
當然，到了今天，豪宅、僕役大軍和遊艇又回來了，規模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只要有任何可能損及這些富豪的生活方式的政策顯出端倪，就會有人高呼 這是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確，羅姆尼(Romney)的整個競選活動都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奧巴馬威脅要適度提高富人階層的稅負，而且大膽表示有些銀行 家行為不端，此類做法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害。那麼，對富豪苛刻得多的20世紀50年代豈不是個經濟災難嗎?
實際上，當時的確有人這麼認為。保羅·瑞安(Paul Ryan)和其他很多現代保守派都是安·蘭德(Ayn Rand)的忠實支持者。她在1957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裡面所描述的破敗潦倒、充斥着不勞而獲者的美國，基本上就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治下的美國。
然而奇怪的是，《財富》在1955年所描述的那些備受壓迫的高管並沒有因為高稅收而停止工作、不為美國貢獻自己的才能。相反，如果《財富》的內容可 信的話，這些高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勤勉。事實上，在二戰後高稅收、工會勢力強大的幾十年里，經濟的增長速度驚人，其成果也被社會廣泛地分享：1947 年到1973年間，家庭收入中位數空前絕後地增加了一倍。
這又使我們回到了懷舊的話題。
我們應該面對這個事實，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確實有一些人無比懷念過去，那時候，少數群體和婦女懂得安守本分，同性戀嚴守自己性取向的秘密，國會議 員則會問，“你現在或曾經是同性戀嗎？”然而，我們其他人則非常慶幸，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從道德上講，我們的國家比過去好得多。對了，食品方面也 有諸多改進。
但一直以來，我們忘了一件重要的東西，也就是經濟公平和經濟增長並非水火不容。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讓富人支付了他們應該支付的費用，賦予了勞工爭取合理工資福利的權力，而且，與當時以及現在的右翼言論截然相反，那時的美國很繁榮。那個時代的做法，我們可以再來一次。
p-Ed Columnist
The Twinkie Manifesto
By PAUL KRUGMAN November 26, 2012
专栏作者
我们该向美国战后经济学习什么？
保罗·克鲁格曼 2012年11月26日
The Twinkie, it turns out, was
introduced way back in 1930. In our memories, however, the iconic snack
will forever be identified with the 1950s, when Hostess popularized the
brand by sponsoring “The Howdy Doody Show.” And the demise of Hostess
has unleashed a wave of baby boomer nostalgia for a seemingly more
innocent time.
实际上，早在1930年，甜点Twinkie就诞生了。但在我们的记忆
中，这种标志性的点心永远都将与20世纪50年代联系在一起，那时候，Hostess曾通过赞助《好滴毒滴秀》(The Howdy Doody
Show)来推广自己的品牌。Hostess的破产激起了婴儿潮一代对一个貌似更加单纯的年代的怀念风潮。
Needless to say, it wasn’t really
innocent. But the ’50s — the Twinkie Era _ do offer lessons that remain
relevant in the 21st century. Above all, the success of the postwar
American economy demonstrates that, contrary to today’s conservative
orthodoxy, you can have prosperity without demeaning workers and
coddling the rich.
不用说，那个年代并非真的单纯。然而，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
“Twinkie时代”(Twinkie
Era)，的确提供了一些在21世纪仍然适用的经验教训。首先，战后美国经济的成功表明，与当今的保守主义教条不同，我们可以在既不贬低工人也不娇惯富人
的情况下享有繁荣。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tax
rates on the wealthy. The modern American right, and much of the alleged
center, is obsessed with the notion that low tax rates at the top are
essential to growth. Remember that Erskine Bowles and Alan Simpson,
charged with producing a plan to curb deficits, nonetheless somehow
ended up listing “lower tax rate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想想富人阶层的税率问题吧。现代的美国右派，以及很多所谓的中间派，都
执迷于富人阶层的低税率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观念。还记得吗，负责制定削减赤字政策的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和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最后都把“降低税率”算成了一条“指导原则”。
Yet in the 1950s incomes in the
top bracket faced a marginal tax rate of 91, that’s right, 91 percent,
while taxes on corporate profits were twice as large, relative to
national income, as in recent years. The best estimates suggest that
circa 1960 the top 0.01 percent of Americans paid an effective federal
tax rate of more than 70 percent, twice what they pay today.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最富裕阶层面对的边际税率是91%，没错，91%，而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企业利润承担的税负是近些年的两倍。最接近事实的估计数字表明，1960年前后，占美国人口总数0.01%的社会顶层人士所缴纳的联邦实际税率高于70%，是今天的两倍。
Nor were high taxes the only
burden wealthy businessmen had to bear. They also faced a labor force
with a degree of bargaining power hard to imagine today. In 1955 roughly
a third of American workers were union members. In the biggest
companies, management and labor bargained as equals, so much so that it
was common to talk about corporations serving an array of “stakeholders”
as opposed to merely serving stockholders.
此外，高税率并不是富商们唯一的负担。他们所面对的劳工拥有我们今天无
法想象的议价能力。1955年，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在规模最大的一些公司里，管理者和劳工能够平等地进行对话协商，以至于人们经常谈
论，公司的服务对象是一群“利益相关者”，而不只是股票持有者。
Squeezed between high taxes and
empowered workers, executives were relatively impoverished by the
standards of either earlier or later generations. In 1955 Fortune
magazine published an essay, “How top executives live,”
which emphasized how modest their lifestyles had become compared with
days of yore. The vast mansions, armies of servants, and huge yachts of
the 1920s were no more; by 1955 the typical executive, Fortune claimed,
lived in a smallish suburban house, relied on part-time help and
skippered his own relatively small boat.
当时的企业管理层夹在高税率和拥有权力的劳工中间，不管用早期还是晚些
时候的标准来看都处于相对窘迫的地位。1955年，《财富》(Fortune)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高管的生存现状》(How top
executives
live)的文章，文章强调指出，与过去相比，这些高管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多么谦逊。20世纪20年代那些面积宽敞的豪宅、数量众多的奴仆和大批游艇已经
不再；《财富》的文章称，1955年，企业高管通常都住在郊区的小房子里，雇小时工来帮忙打理家务，只拥有体积较小的船。
The data confirm Fortune’s
impressions. Between the 1920s and the 1950s real incomes for the
richest Americans fell sharply, not just compared with the middle class
but in absolute term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y the economists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 1955 the real incomes of the top 0.01
percent of Americans were less than half what they had been in the late
1920s, and their share of total income was down by three-quarters.
相关数据证实了《财富》杂志的内容。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之
间，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跌，不仅是与中产阶级相比而言，而且体现在绝对价值上。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估计，1955年，占美国人口总数0.01%的社会顶层人士的实际收入还不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半，他们在总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也下降了
75%。
Today, of course, the mansions,
armies of servants and yachts are back, bigger than ever — and any hint
of policies that might crimp plutocrats’ style is met with cries of
“socialism.” Indeed, the whole Romney campaign wa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President Obama’s threat to modestly raise taxes on top incomes,
plus his temerity in suggesting that some bankers had behaved badly,
were crippling the economy. Surely, then, the far less
plutocrat-friendly environment of the 1950s must have been an economic
disaster, right?
当然，到了今天，豪宅、仆役大军和游艇又回来了，规模还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大，只要有任何可能损及这些富豪的生活方式的政策显出端倪，就会有人高呼这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确，罗姆尼(Romney)的整个竞选活动都基于
这样一个假设，即奥巴马威胁要适度提高富人阶层的税负，而且大胆表示有些银行家行为不端，此类做法会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害。那么，对富豪苛刻得多的20世纪
50年代岂不是个经济灾难吗?
Actually, some people thought so
at the time. Paul Ryan and many other modern conservatives are devotees
of Ayn Rand. Well, the collapsing, moocher-infested nation she portrayed
in “Atlas Shrugged,” published in 1957, was basically Dwight
Eisenhower’s America.
实际上，当时的确有人这么认为。保罗·瑞安(Paul
Ryan)和其他很多现代保守派都是安·兰德(Ayn Rand)的忠实支持者。她在1957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里面所描述的破败潦倒、充斥着不劳而获者的美国，基本上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治下的美国。
Strange to say, however, the
oppressed executives Fortune portrayed in 1955 didn’t go Galt and
deprive the nation of their talents. On the contrary, if Fortune is to
be believed, they were working harder than ever. And the high-tax,
strong-union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were in fact marked by
spectacular, widely shared economic growth: nothing before or since has
matched the doubling of median family income between 1947 and 1973.
然而奇怪的是，《财富》在1955年所描述的那些备受压迫的高管并没有
因为高税收而停止工作、不为美国贡献自己的才能。相反，如果《财富》的内容可信的话，这些高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勤勉。事实上，在二战后高税收、工会势
力强大的几十年里，经济的增长速度惊人，其成果也被社会广泛地分享：1947年到1973年间，家庭收入中位数空前绝后地增加了一倍。
Which brings us back to the nostalgia thing.
这又使我们回到了怀旧的话题。
There are, let’s face it, some
people in our political life who pine for the days when minorities and
women knew their place, gays stayed firmly in the closet and congressmen
asked, “Are you now or have you ever been?” The rest of us, however,
are very glad those days are gone. We are, morally, a much better nation
than we were. Oh, and the food has improved a lot, too.
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无比怀念过
去，那时候，少数群体和妇女懂得安守本分，同性恋严守自己性取向的秘密，国会议员则会问，“你现在或曾经是同性恋吗？”然而，我们其他人则非常庆幸，那样
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从道德上讲，我们的国家比过去好得多。对了，食品方面也有诸多改进。
Along the way, however, we’ve
forgotten something important — namely, that economic justic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n’t incompatible. America in the 1950s made the rich
pay their fair share; it gave workers the power to bargain for decent
wages and benefits; yet contrary to right-wing propaganda then and now,
it prospered. And we can do that again.
但一直以来，我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经济公平和经济增长并非水火不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让富人支付了他们应该支付的费用，赋予了劳工争取合理工资福利的权力，而且，与当时以及现在的右翼言论截然相反，那时的美国很繁荣。那个时代的做法，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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