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戴明學院」是戴明哲學的學習共同體 ,致力於淵博型智識系統的研究、推廣和運用。 The purpose of this blog is to advance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W. Edwards Deming.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胡適 《名教》 (1928) 、中國境內口號滿天飛:講文明,禮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 (阮偉明、 Alicia Liu)、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的《轉危為安》

中國境內口號滿天飛:講文明,禮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 (阮偉明、 Alicia Liu)
口號的"問題",從胡適在民國17年,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抬頭見喜”,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缽?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別?王阿毛盡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裡,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裡,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標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標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歷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為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裡,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麼豆腐店的張老闆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著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為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裡要念“元寶滾進來”?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裡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只有另一個說法,只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闆的祖宗傳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著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只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著,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裡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洩在牆頭的標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感情,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    於是月月有紀念,週週做紀念週,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於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1980年代,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的《轉危為安》(1981/1986)一書中,對於"口號"在產業、官方、學界等的不良影響,也有諸多論述。






今天2017.9.13 在facebook 讀到
阮偉明教授新增了 4 張相片 (只留一張)、簡單評論,又有其學生劉女士的呼應



【雅安行】市區內到處都看得到這宣傳標誌,內容很難讓人去反對。只是當這些價值成為口號時,就表示還沒有做到,甚至永遠無法做到,只是敲鑼打鼓,表面一下。讓我想起半個世紀前的台灣,「保密防諜」和「復興中華文化」也曾經貼的到處都是,標語口號背後,必定有威權。如今煙消雲散,我很高興我們已經遠離那個年代。一星期後,我到上海看攝影藝術博覽會,街上照樣躲不掉這標語。

Alicia Liu 老師,蘇州是地鐵和公車到每站都會廣播一次~~講文明,禮讓等口號,但每次排隊都一堆人往前衝,口號再多也沒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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