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ur productivity
GLOBAL labour productivity growth is sluggish. The latest data from the Conference Board, a business-research firm, show productivity growth (measured by GDP per employed person) fell to 1.8% in 2012 from 2.3% in 2011.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a big impact. In China average productivity growth fell from 12% a year between 2003 and 2007, to less than 9% between 2008 and 2012. Although growth is still strong, China's GDP per worker is only 17% of America's.Some countries however, saw improvements in productivity last year. Such gains, though, can be a reflection of a faltering economy, in which fewer people are doing the work. In Spain, for instance, productivity has improved since 2007 but both GDP and employment have fallen (by 4.2% and 13.7%, respectively). Moreover, countries like Germany, which successfully limited job losses during the recession, report stagnant productivity. Output per person is also subject to the business cycle: when an economy starts to recover, firms often work their employees harder rather than hire new workers. This initially boosts productivity, but as firms take on more workers, productivity growth will fall.
PM2.5與高房價
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
不久前北京上演的“十面霾伏”,又一次把環保問題的嚴重性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一時間,國外媒體再一次對中國的環境問題進行了集中的大報導,並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和可持續性提出了更多的討論。反觀國內,從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到媒體和民眾,都也對環境問題發出了“忍無可忍”的聲音。過去幾年,許多老百姓開始組織自主進行空氣質量監測,監測的結果是空氣淨化器的熱銷乃至脫銷。為了能喘上放心氣、喝上放心水、吃上放心菜,越來越多的大城市居民選擇遷居到城鎮郊區生活。與此同時,根據環保部門統計,過去十年中國全國大中城市的空氣質量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城市環境質量達標甚至良好。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和官方統計數字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一個主要原因是源於統計口徑。中國對空氣質量關注與PM10顆粒(可吸入顆粒物),和國際通用的PM2.5顆粒(可吸入肺顆粒物)的標準不同。體積較大的顆粒物的減少固然可喜,但看來對體積更小的污染物的忽視直接導致了居民切身感受到的環境質量非但沒有改善,而且有惡化的危險。統計數據和親身感受的嚴重背離,引發作者想到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問題:全國的房價。國內廣泛使用的房地產指數是中國指數研究院編制的中國百城房地產指數。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網站,中國百城房地產指數的房價樣本範圍,包括各城市所有在售商品房項目(新房)。這一曾在成熟國家被廣泛被採納的編制方法,在過去一段受到了國外學界的廣泛質疑。在國內高速變革的經濟環境下和城市化快速推動的進程中,國內房地產指數編制中的樣本選擇偏差,尤其值得關注。以北京市的房價為例。北京在城市規劃上有從城中心到郊縣的“環”式規劃,從八十年代的二環路,現在已經修到了近郊區縣的六環路。伴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新開工的房地產項目的選址也自然越來越遠。在21世紀之初還算偏遠的亞運村,望京,亦莊等地,現在已經成為炙手可熱的核心地區了。與此同時,在十多年前的新開工項目中佔很高比例的三環內的項目,現在已經是鳳毛麟角了。如果只是簡單採用新竣工項目的均價來編制房地產指數,就會不可避免地忽略一個重要事實:目前新竣工項目的地理組成已經大大不同於十年前竣工項目的地理組成了。由於新竣工項目越來越遠,而級差地租有導致了核心地區的房價永遠會(遠遠)高於周邊地區。上述統計樣本上的偏差會直接導致目前的房地產價格指數的編制低估了,甚至大大低估了房價在過去十多年間的漲幅。用虛擬數據舉個簡單的例子。 2000年北京三環內新房房價平均為5000元/平米,三環環至五環之間平均為3000元/平米,五環之外之間房價平均為1000元/平米。到了2012年,三環內新房房價為20000元/平米,三環到五環之間平均為30000元/平米,五環之外的房價平均為10000元/平米。假設新房分佈的地域不變,三環之內佔百分之五十,三環到五環之間佔百分之四十,五環之外佔百分之十,那麼2000年北京的平均房價是3800元/平米(5000×0.5+3000×0.4+1000×0.1),2012年北京的房價是38000元/平米(50000×0.5+30000×0.4+10000×0.1)。十二年間,房價上漲了900%。然而現實是,到了2012年,新房的地域分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2012年五環外的新房佔據了新房總量的百分之五十,三環到五環之間佔據了百分之四十,三環之內只佔百分之十。按照這種地域分佈,也就是國內房地產指數的計算方法,2012年的北京房價就是22000元/平米(50000×0.1+30000×0.4+10000×0.5),幾乎只是前一種方法的一半左右。按照這種方法,十二年間,房價僅上漲了340%。由此可見,國內房地產指數因為忽略了樣本在時間序列上的重大變化,統計出來的中國百城房地產指數,嚴重地低估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上漲幅度。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國內的二手房指數,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同樣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網站。二手房指數的樣本選取,是基於“當地主要城區成交較為活躍的代表性樓盤”。隨著新開工項目和城市人口居住地越來越向周邊推進,二手房指數的樣本選取偏差也越來越大,數據的準確性也越來越差,由此引發的政策誤導性越來越強。這種測量方法上的偏差,從方法論上講是缺乏科學性的,從政策意義上來講是會帶有很大的誤導效應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城鎮居民對房價高企的怨聲,遠遠超過了官方統計數據可以解釋的範圍,為什麼中國的房地產痛苦指數大大超過發達國家甚至主要發展中國家,並且一時看不到調整的跡象和動力。過去兩年的房地產調控過程中,不乏聽到地方政府限制某些高價樓盤銷售,以保證房地產價格指數不會上升的做法。且不論這種做法背後的政治經濟考慮,單是這種做法本身,就暴露了以新房銷售價格和規模編制房地產指數方法在中國目前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房地產調控政策下的局限性。綜觀國際房地產經濟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採用同等房屋重複銷售的方法,也就是通過記錄和統計二手房價格連續變化的方式,來更準確地反映房地產市場的變動。作者在耶魯大學的導師羅伯特席勒教授根據房地產市場重複銷售方法的跟踪美國房地產市場的CaseShiller房地產指數,更是在2007-2008美國房地產危機後,成為發達經濟裡得到最廣泛應用的房地產指數。PM2.5和房地產指數,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涉及的都是一個統計口徑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制定和實施是也一門測量科學。統計標的和方法的確定,直接決定了統計結果和經濟政策的選擇。錯誤的統計選擇,往往會導致錯誤的數據解讀和政策誤判。統計口徑的選擇上的偏差,倘若只是科學方法上的缺失,倒還容易糾正。更讓人擔心的是統計口徑的選擇和數據提供中系統性的利益驅動。在2007-2008全球金融危機前的信用評級機構,提供的就是這種蓄意帶有偏差的數據。通過對大量和房地產有關的債券提供過分正面的信用評級信用評級機構在短期內蒙蔽了大量投資者並獲得了高額的收入。但在金融危機中不得不正面自己不但摧毀了自己在過去幾十年間累積的聲譽,而且幾乎摧毀了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現實。因為不相信信用機構的評級,而大規模沽空和房地產相關的CDO和CDS產品並創下對沖基金史上的天量收益而著名的約翰保爾森在事後曾謙虛地反思:“我不過是那個有勇氣喊出'國王什麼衣服也沒有穿'的小孩”。誠實,很多時候,比智慧更有價值。(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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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率問題與分省GDP 統計等問題都是系統與造假之放大/累積
研究
中國提高生產率勢在必行
紐約時報中文網助理編輯 張晨 2012年09月26日
安永(Ernst&Young)諮詢一項研究顯示,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目前與發達國家之間仍有數十年的差距,甚至依然落後於菲律賓、泰國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和印度。
生產率即生產的效率。安永9月25日發佈的《勢在必行:提高中國生產率》(China’s productivity imperative)研究報告,通過比較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與GDP增速的走勢,發現曾經推動中國經濟績效改進的因素正在失效,中國經濟在提高生產率方面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報告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實現高速增長,得益於三個因素。一是額外的勞動力投入;二是額外的資本投入;三是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衡量)。
令人擔憂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生產率增速大幅下滑,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在減少。中國經濟日益依賴包括4萬億投資在內的資本開支維持經濟增長。
對此,安永諮詢服務大中華區主管合伙人黎俊偉(Nigel Knight)指出:“經濟當中的現實問題是,過去的改革並不能算作未來成功的保證。”
黎俊偉表示,中國的生產率曾經高歌猛進。2001年後的十年可以稱作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在華企業,尤其是來自進出口競爭行業的企業,創造了傑出的成績。這主要得益於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外國的直接投資、中國的政策支持和總體表現良好的全球經濟。
但是,自2008年以來,部分優勢已經被不確定因素取代,企業面臨的商業環境與幾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不僅如此,大規模的投資雖然減輕了金融危機 帶來的動蕩,但卻帶來了資本效率下降的惡果。歷史經驗顯示,以資本驅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沒有生產率增長作為支撐,資本最終將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
同時,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即將關閉,勞動力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優勢越來越小。分析得出,勞動力的增長率從2000年到2005年間的年均1.70%降至2006年至2011年的1.05%。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生產率增長大幅下滑。其中,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大規模轉移的趨勢即將結束;目前的財政體制和國有企業在眾多受保護行業中的主導地位也對生產率增長造成了限制。
報告認為,由於資本效率的下滑,中國第一代政策改革成果的餘熱已經殆盡,中國經濟與技術前沿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提高生產率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至關重要,而更多的生產率提高將來自於企業層面的改進。
中國政府將轉變增長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首要目標。“十二五”將GDP年增長率調低至7%,計劃將國內消費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到2015年提升至40%。此舉表明中國政府願意犧牲一些速度以保證增長質量。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將逐年提高工資水平和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硬性目標降低能耗與碳排放,推進中國商品價格與世界市場同步,敦促企業提高資源利用率,進一步鼓勵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逐步取消限制生產要素市場投入成本增加的行政管制。
黎俊偉說:“中國政府必須在這其中扮演更多角色,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他們的確採取了很多積極的措施為在華企業提供了很多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措施將持續下去,以實現生產率的均衡增長。”
然而,他也強調:“企業自己也必須有所作為,如果企業不主動求變,未來將越來越嚴峻。” 他進一步指出,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將不再依賴宏觀經濟的既得趨勢,而是越來越取決於作為個體的企業是否能健康發展。
在華企業如何提高生產率?安永的研究報告建議,企業充分利用結構性變革,比如在政府降低市場壁壘,開放某些行業時定位新的投資方向;通過更好地使用數據、運用雲計算等新技術提高靈活度,降低成本;根據中國本土需求,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技術,實現科技趕超;加快人才培養步伐,運用創新方式培養和發展人才;通過有選擇的併購推動規模經濟的增長,通過創造性的合作關係為企業增值。通過直接投資積累經驗,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如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這些方式將是釋放中國潛力的關鍵所在”,黎俊偉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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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率即生產的效率。安永9月25日發佈的《勢在必行:提高中國生產率》(China’s productivity imperative)研究報告,通過比較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與GDP增速的走勢,發現曾經推動中國經濟績效改進的因素正在失效,中國經濟在提高生產率方面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令人擔憂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生產率增速大幅下滑,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在減少。中國經濟日益依賴包括4萬億投資在內的資本開支維持經濟增長。
對此,安永諮詢服務大中華區主管合伙人黎俊偉(Nigel Knight)指出:“經濟當中的現實問題是,過去的改革並不能算作未來成功的保證。”
黎俊偉表示,中國的生產率曾經高歌猛進。2001年後的十年可以稱作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在華企業,尤其是來自進出口競爭行業的企業,創造了傑出的成績。這主要得益於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外國的直接投資、中國的政策支持和總體表現良好的全球經濟。
但是,自2008年以來,部分優勢已經被不確定因素取代,企業面臨的商業環境與幾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不僅如此,大規模的投資雖然減輕了金融危機 帶來的動蕩,但卻帶來了資本效率下降的惡果。歷史經驗顯示,以資本驅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沒有生產率增長作為支撐,資本最終將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
同時,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即將關閉,勞動力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優勢越來越小。分析得出,勞動力的增長率從2000年到2005年間的年均1.70%降至2006年至2011年的1.05%。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生產率增長大幅下滑。其中,勞動力從農業向製造業大規模轉移的趨勢即將結束;目前的財政體制和國有企業在眾多受保護行業中的主導地位也對生產率增長造成了限制。
報告認為,由於資本效率的下滑,中國第一代政策改革成果的餘熱已經殆盡,中國經濟與技術前沿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提高生產率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至關重要,而更多的生產率提高將來自於企業層面的改進。
中國政府將轉變增長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首要目標。“十二五”將GDP年增長率調低至7%,計劃將國內消費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到2015年提升至40%。此舉表明中國政府願意犧牲一些速度以保證增長質量。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將逐年提高工資水平和最低工資標準,制定硬性目標降低能耗與碳排放,推進中國商品價格與世界市場同步,敦促企業提高資源利用率,進一步鼓勵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逐步取消限制生產要素市場投入成本增加的行政管制。
黎俊偉說:“中國政府必須在這其中扮演更多角色,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他們的確採取了很多積極的措施為在華企業提供了很多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措施將持續下去,以實現生產率的均衡增長。”
然而,他也強調:“企業自己也必須有所作為,如果企業不主動求變,未來將越來越嚴峻。” 他進一步指出,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將不再依賴宏觀經濟的既得趨勢,而是越來越取決於作為個體的企業是否能健康發展。
在華企業如何提高生產率?安永的研究報告建議,企業充分利用結構性變革,比如在政府降低市場壁壘,開放某些行業時定位新的投資方向;通過更好地使用數據、運用雲計算等新技術提高靈活度,降低成本;根據中國本土需求,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技術,實現科技趕超;加快人才培養步伐,運用創新方式培養和發展人才;通過有選擇的併購推動規模經濟的增長,通過創造性的合作關係為企業增值。通過直接投資積累經驗,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如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這些方式將是釋放中國潛力的關鍵所在”,黎俊偉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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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幽靈省」GDP創歷史新高
報道 2013年02月07日
He Yuan/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二月,中國一家服裝廠的工人。
北京——中國媒體本周報道,中國有一個“幽靈省”,去年創造出了近5.8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內生產總值,與最富裕的廣東省旗鼓相當。
這是怎麼回事?
國內媒體報道,大部分責任在於地方官員故意虛報數字,因為官員希望通過達到國家要求的高增長來尋求升遷。隨着中國變得更加富裕,並且越來越融入全球經濟中,系統性誇大經濟成就的問題也隨之增大,而不是消減。
全世界對中國非凡的經濟增長習以為常。中國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的位置快速上升,已經超過了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些人預計,中國將挑 戰美國的經濟支配地位。另外,有一些國家也已經習慣於指望中國的高數據來推動全球增長。上個月,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易綱說,“我認為,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會是8%左右。”
不過,在國內,官員們所面臨的數據很離譜,差別可達數百萬、數十億,甚至數萬億人民幣,這意味着沒有人能完全確知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北京的中央政 府有自己應對這一問題的方法:據說,即將就任總理的李克強曾說,中國的金融數據是“人造”的,作為替代他靠三個指標:電力消耗、鐵路貨運和銀行貸款。)
本周,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了中國的“幽靈省”,也就是將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經濟增長數據加起來,與政府採用的全國GDP相比,多出來的 GDP。2012年,兩者的差值達到了驚人的5.76萬億元人民幣。各媒體稱,這一數據創歷史新高,相當於經濟大省廣東省的生產總值。
據核算,2012年的全國GDP總值接近52萬億元人民幣,而各省數據加起來的總值接近58萬億元人民幣。
21CN新聞的大標題為《媒體曝2012年各省GDP相加總量超全國GDP五萬餘億》(確切的數據是5.76萬億)。
《新京報》報道稱,超出的部分在快速地增長: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國總值2.7萬億元;2010年超出全國3萬億元;2011年超出全國總值4.6萬億元。
這些文章指出,從鄉或縣一級開始,層層誇大的數據,最終累積出了遠遠超過合理範圍的全國總量。
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共青團中央主管的《中國青年報》稱是“GDP政績觀”,指的是官員因高增長的政績而獲得提升,所以他們故意誇大數據的制度。
文章指出,政府試圖通過大檢查,遏制弄虛作假現象,並威脅將處理責任人,但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出路何在?
文章指出,“只有痛下決心改革政績評價體系。”具體包括:持久性地檢查官員報的數據,增加民眾評價官員的話語權,讓地方政府不單純對GDP負責,也對生態環境、公共服務、民生福祉和可持續發展負責。
這是怎麼回事?
全世界對中國非凡的經濟增長習以為常。中國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的位置快速上升,已經超過了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些人預計,中國將挑 戰美國的經濟支配地位。另外,有一些國家也已經習慣於指望中國的高數據來推動全球增長。上個月,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易綱說,“我認為,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會是8%左右。”
不過,在國內,官員們所面臨的數據很離譜,差別可達數百萬、數十億,甚至數萬億人民幣,這意味着沒有人能完全確知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北京的中央政 府有自己應對這一問題的方法:據說,即將就任總理的李克強曾說,中國的金融數據是“人造”的,作為替代他靠三個指標:電力消耗、鐵路貨運和銀行貸款。)
本周,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了中國的“幽靈省”,也就是將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經濟增長數據加起來,與政府採用的全國GDP相比,多出來的 GDP。2012年,兩者的差值達到了驚人的5.76萬億元人民幣。各媒體稱,這一數據創歷史新高,相當於經濟大省廣東省的生產總值。
據核算,2012年的全國GDP總值接近52萬億元人民幣,而各省數據加起來的總值接近58萬億元人民幣。
21CN新聞的大標題為《媒體曝2012年各省GDP相加總量超全國GDP五萬餘億》(確切的數據是5.76萬億)。
《新京報》報道稱,超出的部分在快速地增長: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國總值2.7萬億元;2010年超出全國3萬億元;2011年超出全國總值4.6萬億元。
這些文章指出,從鄉或縣一級開始,層層誇大的數據,最終累積出了遠遠超過合理範圍的全國總量。
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共青團中央主管的《中國青年報》稱是“GDP政績觀”,指的是官員因高增長的政績而獲得提升,所以他們故意誇大數據的制度。
文章指出,政府試圖通過大檢查,遏制弄虛作假現象,並威脅將處理責任人,但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出路何在?
文章指出,“只有痛下決心改革政績評價體系。”具體包括:持久性地檢查官員報的數據,增加民眾評價官員的話語權,讓地方政府不單純對GDP負責,也對生態環境、公共服務、民生福祉和可持續發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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