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英】
到了一九四七年年底,我們已看出,日本電氣會社再這樣經營下去的話,必然難逃破產的命運。既然已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只好求助於「復興金融公庫」。
當時的大藏大臣在內閣會議中好像表示:「沒有必要救助日本電氣。」於是這種說法傳了出來。
可是在「復興金融公庫」內部也有些爭議。其中有一位年輕的人士好像主張:「應該調查一下以前未曾調查過的玉川向製造所,然後再決定是否援助。」
於是,以復興金融公庫為主所組成的調查團就前來玉川了。在此關頭,我向工會呼籲說:「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調查團來調查時,請不要心慌意亂。」
勞工們也希望保住飯碗,因而表現出一副埋頭苦幹的樣子。到了當年年尾的時候,才接獲復興金融公庫的資金援助許可。
在美國陸軍司令部(GHQ)裡,有一位名叫馬其魯的人,曾經是美國西方電氣公司的品管專家,我也在戰前和他有一面之緣。
他把我叫去GHQ,並對我說:「日本的通訊設備不夠完善,所以,治安並不怎麼上軌道。其最大的原因是,安裝在市外電話線的真空管不良所致,因此,供應真空管的日本電氣會社,應該再加強真空管的品管才行。」
他說了這些話之後,並提出其構想:「假如有意去做,我可親自指導。」
我對於品質管制這件事,在進入公司時曾聽過,知道一些,可是並不怎麼關心。不過,由於我當時就拜託他前來指導,所以,日本電氣就開始導入品質管制。
一九五二年時,從美國邀請戴明博士訪日以後,大家對於品質管制都耳熟能詳,日本以「日科連」為中心,努力不懈地在推動品質管制的普及化。日本電氣就在同年的十一月獲頒戴明獎。
我到達伊那車站那天,正好是日本宣佈投降的日子,從這天開始,社會發生了大變化。就在我要從伊那車站,用軍方文職人員的名義購買車票,然後搭上到大津的列車時,正巧日本政府已頒發詔書,敕令結束戰爭,於是我使用車票的特權也隨之消失。
因此,軍人、軍方文職人員在搭乘火車時,須排在一般乘客的後面。我只好找站長商量,在瞭解我的情形之後,站長讓我很勉強地擠進一個沙丁魚似的火車廂中。
我平安地抵達大津工廠赴任。但公司當時就等於解體一般,沒有什麼事做。在大津度過二個月之後,接獲公司通知,叫我回東京復任,於是像貨物般地被送回東京。
【1988-12-07/經濟日報/23版/管理資訊】
「華人戴明學院」是戴明哲學的學習共同體 ,致力於淵博型智識系統的研究、推廣和運用。 The purpose of this blog is to advance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W. Edwards De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