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爾也吃布丁,哈哈!看到這份『嚴正說明』,覺得真是明快!而且產、官、學、宅、鄉、婉,面面俱到!肯定吃過『財經節目貴賓』的暗虧以及網民的口水。
在這個名嘴亂噴口水,不必負責;人人都可以用手機、電腦投放信息的環境,若抓不住『阿宅』、『鄉民』,及『婉君』的Fu,就算『嚴正說明』了,也引不起注意;注定以訛傳訛、難以翻身,等著被訛傳的信息打趴……
W. Edwards Deming《新經濟學:產官學一體適用》,應改成《新經濟學:產、學、官、宅、鄉、婉一體適用》。
《轉危為安》《新經濟學》修正版2015年將問市 (部分譯後記)
跟台北和北京的出版單位交出譯稿,鬆了口氣。有些微憂傷,二本書之一,我們幾個人,從1986-87年就開始弄了。1995年年底,我在品質學會辦一天的紀念戴明的研討會,天下文化的鄧編輯等2人參加,告訴我他們預備出版戴明博士的書。1997年出書時,我自己出版J. M. Juran的大作Managerial Breakthrough (管理三部曲)。換句話說,十來年了。......去年北京的出版社email說希望再出版,我答應,因為必須趁機整理更正確的版本。當時,太陽花革命正高潮,我幾乎無法弄完數萬字之多的"服務業"一章......弄完Introduction to OUT OF THE CRISIS and THE NEW ECONOMICS,希望寫篇譯後記,不料也很長:
這兩本譯作,可說是我們團隊的成績。文豪歌德曾說:「人的靈魂,就像被耕耘的田地。從異國取來種子,花時間來選擇、播種的園藝家,豈是容易的?」主譯者鍾漢清先生在此我謝謝諸位合譯的團隊隊友:
《轉危為安》的貢獻者:劉振老師、林有望、鄭志庚、蔡士魁、張華、甘永貴、鄧嘉玲、施純菁。徐歷昌,潘震澤老師指出原作的某段引文有錯。
《轉危為安》的貢獻者:劉振老師、林有望、鄭志庚、蔡士魁、張華、甘永貴、鄧嘉玲、施純菁。徐歷昌,潘震澤老師指出原作的某段引文有錯。
《新經濟學》的貢獻者:戴久永(初版的譯者)、張華、李明、鄧嘉玲、吳程遠。
修正版特別在多處地方請教兩位戴明學者:威廉‧謝爾肯巴赫(William W. Scherkenbach)先生 (著作《戴明修練I》(The Deming Route to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Road Maps and Roadlocks)和著作《戴明修練II》(The Deming’s Road to Continual Improvement);2008年當「東海大學戴明學者講座」教授,幫我們辦3場演講----所有相關教材,請參考我社2008年的書:《台灣戴明圈》。總體而言,先生惠我良多…..),和邁克爾‧特威特(Michael Tveite) 博士。他倆的貢獻,在書中相關的地方都會有附注。趙民德博士姐解釋抽樣的專門術語”frame”的意義 (我們以前在此兩書的翻譯是錯誤的);80年代中,趙博士在中研院的統計所,與我們討論《轉危為安》的一篇論文:(Francis J. Anscombe) 的逐次計畫,它在任何情況下幾乎都可達到最低平均總成本。在80年代,工研院電子所的圖書館徐文杰先生幫助購買《品質、生產力與競爭地位》(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和相關的論文,讓我們的資訊與美國同步。
最後我要簡單談一下戴明博士與我們的關係。在美國戴明學院 (WEDI) 記載他在1970-1971年受聘台灣的「中國生產力中心」當顧問(1970-1971 Consultant to the China Productivity Center , Taiwan . https://www.deming.org/theman/timeline)。
他訪台數次,在台北和高雄都辦過盛大的研討會,師生都盛裝出席。劉振老師翻譯他授前權的《品管九講》。他對於到工廠現場指導,深感興趣,勤作筆記。所以《轉危為安》中有他到高雄某自行車工廠的指導紀錄。1980年,他接受美國《品質》(Quality)月刊訪問時,談及台灣,對台灣的工業生產能力評價不錯。不過,他認為美中不足的是,台灣的勞資雙方的共識,遠低於日本,所以合作發展會有瓶頸。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兩本書中談到各式各樣的「衝突」、「矛盾對立」、「壓力」(如「恐懼」)等人生大破壞力,但都本著創造性整合的方式看待。希望讀者了解這些弦外之音。系統要有宗旨,成員彼此成為一體,才能最佳化。
可惜他晚年業務和教學繁忙,未能造訪中國大陸。不過,眾所周知,中國已是世界工廠,對於戴明學說的翻譯和出版,領先日本等先進國家。我希望中華兒女都有機會學習、應用戴明學說,並進一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