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6日 星期二

吳玉印(Yuin Wu)先生戴明博士來華 【吳玉印】【1974-07-29/經濟日報/10版/經濟文摘/工商實務】

2015.10.25 

【第二外語】 ‪#‎日語‬ ‪#‎韓語‬ ‪#‎競爭力‬要學第二外語,哪一種語言最好用、「投資報酬率」最高?
很多人因為喜歡韓團而學韓文、愛看日劇學日文,但這兩種語言,只有韓國和日本自己才使用,到全世界其它地方都「行不得也」。
如果考慮「投報率」,要怎麼判斷學哪些外語最划算、有效率、在國際上或職場最有競爭力?

讓我想起:2008年我寫的吳玉印(Yuin Wu)先生,他在1973年給我的勸告:"他精通日文,英文「也行」;他總是勸我們,要先學好英文,再談學日文。"

2015.3.10  Out of theCrisis 一書補正:
     (5) 參考田口玄一和吳玉印合著的《生產線之外的品管》( Off-Line Quality Control 譯按:此為田口實驗計畫法) (1979,中日本,日本國名古屋名鐵區4-10-27)田口玄一《生產線上的品管》( On-Line Quality Control During Production) (1981日本規格協會,東京港区赤坂區 1-24-4 )(譯按:已遷至港区三田區。此兩本書有合訂修正本:Genichi Taguchi, Subir Chowdhury, Yuin Wu (2005). Taguchi's Quality Engineering Handbook. John Wiley. ISBN 978-0471413349.)又可參考福特汽車公司的彼得杰瑟普 (Peter T. Jessup)著的《績效改進的價值》(The value of improved performance論文,發表於美國品管學協會的汽車分部在1983114日在底特律開的會議。



這是我2008年的書的草稿。
(暫定稿)

紀念 吳玉印(Yuin Wu)老師
吳玉印(Yuin Wu老師是國際知名(1980年代起)的專家,譬如說他從成大畢業都有非英語的文章介紹YUIN WU es ingeniero químico por la Universidad Cheng Kung, de Taiwan.
大二下(1973年),剛搶修完統計學(大三的課),知道吳玉印老師來兼課「實驗計畫」(為大四開設),就迫不及待加選。

記得全部學生約只六位(我班為東海小班末屆,聯招收20名,由於是熱門系,畢業可能三十餘人)。頭一堂課,建築系的王錦堂老師也來聽課,讓吳老師很受寵。他的課好像在周六,不過,我們在周五晚上就可以在招待所與他聊天。他課後也請我們吃幾頓飯。

那時候,吳老師說,理想的月薪應是六萬多(我記得當時私校注冊含住宿費,每年為一萬元)【後來,我1978年底回國任職中央標準局,薪水不到萬元】。

他精通日文,英文「也行」;他總是勸我們,要先學好英文,再談學日文。數十年後,我發現,任何外文,窮一輩子之功都無法成家。不過,吳玉印老師的勸告很實在。

1977年,我將吳玉印老師的中文教科書借給英國 Essex 大學高級老師(reader Dr. Farlie看,他從直交表就能了解日本產業界的一些創新。

他是田口玄一(G. Taguchi)博士的朋友(兼合作者 collaborator),約從1960早期至過世,一直都是田口博士的翻譯者和夥伴。1980之後在美國的英文講義和著名亦然。

1982年,我由工研院電子所去加州San Jose IBM等公司出差。那時,吳玉印老師請我吃便餐,他與田口先生為主導的 American Supplier Institute已在美國開始有影響力,我笑說,光是Ford Motors公司的全體供應商就可以讓他們忙幾年。

90年代,我還在學會CSQC聽過他的「實驗計畫新知」。生產力中心拿專案翻譯出版、推廣「田口流實驗計畫」,所以他每年都回台灣。有天(約1997),他從美國打電話給我,希望我介紹美國某著名出版社的編輯,因為他有新著作。

之後,我側面知道他希望有機會接接台灣的案子(projects);可惜我那時不懂得、也不想利用我在產業界和工研院僅剩的一點影響力,所以沒幫上忙。

吳玉印老師教給我的,豈只是「實驗計畫」。我最能了解教育投資的不可預期,譬如說,19731975級的工業工程系畢業生中,最能發揮「實驗計畫」這門學問的,反而是自修有成的張忠樸先生(他沒修吳玉印老師課)。就我而言,我們的師生情是品質運動一頁最可貴的紀念。

2008年我訪問趙明德老師,「他們邀請過吳玉印老師演講。他認為,吳老師的頭腦比Taguchi的好得多。」三頭六臂 通信集 4 敬獻 趙明德老師


玉印 著作
(實驗)計劃法 吳玉印撰
臺北: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1969;臺北:中國生產力中心,1971
實驗計劃應用實例 吳玉印編撰
玉印
臺北市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1969/1971

(新版)實驗計劃法 吳玉印撰
臺北:譯者自刊,1976
新版實驗計劃法 吳玉印著
臺北:中興管理,1982/1988
工業抽樣技術 / 吳玉印,張源漳等譯
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1969
田口 玄一
臺北:中國生產力中心,1975
Yuin WuAlan Wu 為其公子
Yuin Wu Orthogonal Tables . Dearborn, Michigan. American Supplier Institute.,1986 . Yuin Wu and Dr. Willie Hobbs Moore. 1986. Quality Engineering Product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Dearborn, Michigan. American Supplier Institute. 1986
Taguchi's Quality Engineering Handbook

Taguchi's Quality Engineering Handbook Genichi Taguchi、Subir Chowdhury、Yuin Wu、 Shin Taguchi (ハードカバー - 2004/11/8)
. Yuin Wu and Dr. Willie Hobbs Moore. 1986. Quality Engineering Product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Dearborn, Michigan. American Supplier Institute.





任何統計指標,不管是GDP 、BMI 指標或令人誤會的製程能力指數 Cpk等等,都容易誤導思考與行動,所以要重視思考"過程":
G.D.P. Is a Flawed Measure of Prosperity. Alternatives Are on the Wa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 new plan for weighing economic gains alongsid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gress. But consensus is elusive.

It’s no secret tha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number that serves as a measure for economic progress around the world, is hardly a barometer of human flourishing.



國內生產毛額(GDP)並非衡量繁榮的可靠指標,替代方案正在出現。


聯合國推出了一項新計劃,旨在將經濟成長與健康和環境進步相結合。然而,各方仍難以達成共識。


眾所周知,國內生產毛額(GDP)作為衡量全球經濟發展的指標,幾乎無法反映人類的福祉。












晉升往往是問題的先兆。它通常被用來獎勵過去的業績,而不是選拔未來的成功者。


Too often, a promotion is a precursor to problems. They are frequently used to reward past performance, not to select for future success https://econ.st/4qdnyBk





這篇談的製程能力,並沒有談製程能力指數 Cpk等令人誤會的概念。
一句話,任何綜合許多數據的統計指標,都容易誤導人。猶如BMI 指標無法預測健康。


Body mass index doesn't gauge health, UCLA-led stu...
http://hchealth.blogspot.tw/2016/02/body-mass-index-doesnt-gauge-health.html


【由倫敦暴亂到旺角騷亂,繁榮=安定?】
/香港以GDP量度的所謂「繁榮」,沒有為香港帶來「安定」,反而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過程,製造或誘發多種的不穩定因素,情況有點像倫敦,我們是否正在走向一次必然中的偶然?/

戴明博士來華
【吳玉印】
戴明博士來華
今年三月間我國品管人士聘請了有名的戴明(Deming)博士來華講解品質管制。這一位來自美國的老先生,早於一九五○年在日本首次介紹品質管制,引起全國性品質管制運動,盛極一時。他以他在日本所接受的講解報酬設置戴明獎基金,對品管的推行或品管學術研究有成就的公司及個人頒發戴明獎,之後該獎成為日本品管上的最高榮譽。由於他對日本工業界貢獻卓越,得到日本天皇賜給的第二等勳章。

戴明在日本講授品管後,對戰後混亂時期的日本工業界有很大的影響。後來統計方法在日本工業上廣泛地被應用,遂引起所謂統計方法亂用時代。這是指責在工廠未考慮使用統計方法的最終目的,僅為了使用統計方法而使用的現象。一九五四年日本品管界另聘請美國的朱蘭(Juran)博士講解品管。此次朱蘭在其講解內容從未提到統計兩個字,而強調品管與企業經營的關連,使日本人出乎意料之外,對統計方法的亂用有所反省。

從那時候經過廿多年的現在,日本的品管界從統計方法僅應用在生產過程土的階段,進入了企業經營、合理化、各部門成績評價,品管體系的確立、情報處理、新產品研究開發、實驗計劃法的發展等廣泛的境地,並已超越了美國品管人士批評日本為戴明版圖 (Deming Territory)的時代。如今戴明在日本已屬於過去的存在。記得一九六九年在東京開的第一屆品質管制世界會議中,戴明在東京的日比谷公會堂講演,我聽到兩個日本聽眾批評他所講的內容陳舊,對他們已無用處。

我於去年五月間參加在美國克利夫蘭市召開的美國品管學會第廿七屆年會。戴明本來與我在國際品管會場於同時間內作發表。但據說他因為年紀太大,故派一位年輕人替他作發表。這次我們能請了這一位老先生來,對我們而言是難得的機會,而老實說對他而言,也是難得有這樣的一次機會到遠東來了。

共同性原因與特殊原因
此次戴明在我國除談及日本品管方面的成就等以外,其內容離開廿多年前者並不遠。假若他將此內容對現在的日本品管人士作講解的話,則必定引起噓聲。雖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認他此次所講的部份內容對目前的我國仍然有用處。我的意思是我國的品質管制脫離不了廿多年前的境地。這是可悲的事實。

在工廠裡,製品品質的變化可分為兩種:機遇原因與非機遇原因。在品質管制教科響上說,非機遇原因(特殊原因,如製程上的突然變化)是可以避免的,經過採取某種措施後,非機遇原因則消失,如此可以獲得品管上的所謂管制狀態,所剩下的是機遇性原因所引起的變化。戴明說機遇原因是共同性或環境性原因。他說在工廠內,變異、高成本或喪失競爭力等原因中,共同性原因佔百分之八十五,而特殊原因僅佔百分之十五。共同性原因是製造過程體系(System)上的錯誤。我們絕不可以不管環境上的原因而把它當做機遇性。例如原料上的問題、機器設備本身的設計上問題、操作方法上的問題等均屬於共同性原因。這些問題的改善並非現場人員所能做到。

我國一般人士對品管的認識
戴明說管理者誤認為品管就像任命一位新主教,或裝設了新地毯,新鐘一樣,只要裝設了就有了它,其實品管必須一點一滴,一年又一年地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地慢慢使其成長。他說的這一句話也就是當前我國企業高階層人員對品管的一般看法。高階層人員說他們公司的品管概由品管課在做,有關品管的一切事情,應該去找品管課。其實高階層人員不知道他們本身就是操縱品管的主角。他們不知道戴明所講的佔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共同性問題被控制在他們手裏。記得日本的石川馨博士從前來我國演講時說過「在現場能解決的事僅佔百分之卅」。戴明的百分之十五與石川的百分之卅雖然相差一倍,但欲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

在現場方面操作人員被分配到未加以仔細考慮而設計的管制圖,開始使用。當在生產線上發生任何類型的困擾時,其反應,照戴明的說法,是「去責備工人,其後果是使各級人員感到沮喪」,因而對品管方法失去信心,同時引起反感。

最慘的人員算是品管課長。很多品管人士對美國傳來的品管方法從未敢去批評,有些人雖然對一些方法有意見,但也不敢講出來,當發生了品質問題時則受上下兩面的攻擊,兩面不討好。有一位品管課長說他是工廠裏面的「臭頭雞」。原來臭頭雞在台灣話是頭部無毛的雞的意思,這標的雞在雞群裏經常受其他雞的攻擊。

品質管制圖的流行
品質管制圖在我國被認為品管上最重要的一種方法。包括講師們與考核人員在內的推行品管人員極力推薦在工廠使用管制圖,企圖使品質變化在所謂管制界限內,以達成管制狀態。我認為我國是世界上點繪管制圖最多的國家,但是在很多工廠裏極少聽到其具體功效。台北近郊有一家美國人開的通用器材公司,該公司的前任品管經理馬德雷先生(美國人)曾經在美國品管學會的雜誌上批評我國所使用的品管方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美國所使用的「使人回憶的」方法。我在中部某工廠看到顯然無效用的一張管制圖。當時我問該工廠的品管課長為何明知無用而仍然點繪。該課長回答說「我們想取消,但必須要向××局報備呀」。從此我們不難以看出管制圖是為誰點繪。這一句話象徵著我國品管實況。

管制圖是極難以使用的方法。當收集資料的方法不同時,管制界限時寬時窄,不易收效。品管教科書上對這一點交代不清。又製造過程不穩定時,管制圖根本不會發生作用。我們要想到管制圖是美國的產物,更要想起管制圖的發明者修發特 (Sllewhart)博士是機械出身的事實。

在美國,原材料的來源穩定,使用具有充分的製程能力的機器設備,及經過充分研究及長期經驗後訂定的操作方法,而這些操作方法則由美國工人死死板板地遵守。這些都是製程品質穩定的條件。一方面在我國,資源缺乏,原材料品質經常變化,機器設備本身精度差,很多工廠的操作方法既非經過研究以後的最佳條件,又缺乏明確的操作標準,由不必擔心遭遇美國式截員的工人馬馬虎虎操作,當然無法期待製程品質的穩定,因此無法期待管制圖會發生作用。何況從管制圖可期待的最高效用僅有整個問題的百分之十五呢!

再者管制圖最大的問題是對經濟上的觀點模糊不清。一個企業內的任何一種活動必須予以經濟上的評價。若一個企業注重對經濟觀點不清楚的活動的話,那還談得到合理化麼?密蘇里大學的亞當教授指出管制圖與某種抽查法等方法變為歷史上的存在。有些外國品管專家幾乎否定管制圖的價值了。

戴明在這次的講義中提到一些管制圖的例。但是他所強調的並非我國一般所期待的功效,即管制圖在管制狀態之下所獲得的功效。他說這樣的功效僅能解決百分之十五的問題。剩下的問題則須要靠上級主管改善環境上的原因。若使用更清楚的表現方法,可以說管制圖是次要的。
雖然是太遲,但是該要反省的時候了。

改善的途徑
下面幾點是我認為應該改善的地方。
先說品管考核方面。
第一,考核人員打分數時,應該注重製造過程能力的調查。這是工廠的實力調查一。將製程能力所表示出來的品質水準與顧客所需求的品質水準一比較,則可判斷該產品可否外銷。外國來的採購人員到工廠的時候,並不理會管制圖有多少張,或有無所謂傳遞系統等,他們從原料的品質狀態,所使用的機器設備能力,工作方法及產品品質等推測該工廠的製程能力。製程能力的調查可以使用簡單的統計方法作客觀地判斷。

第二,為使品質穩定,考核工作應注重工廠有無實施標準化。標準化包括原料標準、機器保養標準、操作標準、檢查標準等等。標準化品品質穩定的前提。標準化應該注重有無使用文字或圖面表示出來。

第三、考核工作儘量不要理會表面文章,注重實效。成效的評價儘量避免定性的表現方式,而注重定量性方式。換言之,注重效率(Efficiency)不如注重實效(Effectiveness)。考核項目裏面有很多類似「有無品管組織」或「有無傳遞系統」等。這些都可以吹牛,作表面文章。定量性表現有如某製程的生產力提高多少、某設備的投資效率為多少等,目經濟觀點論之。

第四、考核單位對自己派出去的考核人員要加以充份的訓練及教育。從前某時候,某單位委託某單位作了為期「三天」的考核人員訓練,這可以說是考核人員的速成班,難怪產生了「外行考核內行」的一句話出來。

第五,考核人員應該認識其工作最後將影響國家的信譽至巨。「考核」這一張王牌好好運用的話,可以領導工廠走向正確的方向,提高整個國家的生產力。

企業主管應該認識品質管制的最終目的,並非為取得考核甲等或減少外銷檢驗費用的減免,而是為生產力的提高,為更高的投資效率,更多的利潤。他們應該深入品管實際工作,為此目的,希望推行品管機構經常主辦高階層管講座。

在工廠的工程師們不要全面信賴外國品管上的方法。不少的方法已經被淘汰或被批評。又我們應該深入檢討改善所謂共同性原因,即解決百分之八十五的問題。某大工廠的工程師曾經說他們所使用的原料變化太大,因此不能作品管。這是不了解品管的說法,雖然原因不能去除,但可以把原因所造成的影響去除。這樣的措施並不容易,要深入研究,驅使製造方面的專門技術後始能作到。這是品管方面的重要對策之一。

在我國特別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最佳操作條件的尋找,外國的最佳條件不一定是在此地此時也量最佳。日本的田口玄一博士曾經在台北近郊的某工廠使用他自己開發的一種統計方法求得某製程的最佳檢查間隔。當時所使用的檢查間隔為五十個,但田口博士所求出來的間隔為七個,將間隔縮短為七個以後每台床每月可節省二萬五千元損失。統計方法、實驗計劃法等方法的應用,對這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希望講解品管的老師們對我國所使用的各種品管方法坦白地提出問題點,互相檢討,造成研究風氣,以免被外界人譏為誤人子弟。

【1974-07-29/經濟日報/10版/經濟文摘/工商實務】

戴明博士來華 【吳玉印 1974-07-29/經濟日報/】舊聞新論:令人誤會的製程能力指數 Cpk、BMI 指標、GDP。 晉升往往是問題的先兆。它通常被用來獎勵過去的業績,而不是選拔未來的成功者。/香港以GDP量度的所謂「繁榮」,沒有為香港帶來「安定」,反而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過程,製造或誘發多種的不穩定因素,情況有點像倫敦,我們是否正在走向一次必然中的偶然?/







任何統計指標,不管是GDP 、BMI 指標或令人誤會的製程能力指數 Cpk等等,都容易誤導思考與行動,所以要重視思考"過程":
G.D.P. Is a Flawed Measure of Prosperity. Alternatives Are on the Wa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 new plan for weighing economic gains alongsid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gress. But consensus is elusive.

It’s no secret tha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number that serves as a measure for economic progress around the world, is hardly a barometer of human flourishing.



國內生產毛額(GDP)並非衡量繁榮的可靠指標,替代方案正在出現。


聯合國推出了一項新計劃,旨在將經濟成長與健康和環境進步相結合。然而,各方仍難以達成共識。


眾所周知,國內生產毛額(GDP)作為衡量全球經濟發展的指標,幾乎無法反映人類的福祉。












晉升往往是問題的先兆。它通常被用來獎勵過去的業績,而不是選拔未來的成功者。


Too often, a promotion is a precursor to problems. They are frequently used to reward past performance, not to select for future success https://econ.st/4qdnyBk





這篇談的製程能力,並沒有談製程能力指數 Cpk等令人誤會的概念。
一句話,任何綜合許多數據的統計指標,都容易誤導人。猶如BMI 指標無法預測健康。


Body mass index doesn't gauge health, UCLA-led stu...
http://hchealth.blogspot.tw/2016/02/body-mass-index-doesnt-gauge-health.html


【由倫敦暴亂到旺角騷亂,繁榮=安定?】
/香港以GDP量度的所謂「繁榮」,沒有為香港帶來「安定」,反而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過程,製造或誘發多種的不穩定因素,情況有點像倫敦,我們是否正在走向一次必然中的偶然?/

戴明博士來華
【吳玉印】
戴明博士來華
今年三月間我國品管人士聘請了有名的戴明(Deming)博士來華講解品質管制。這一位來自美國的老先生,早於一九五○年在日本首次介紹品質管制,引起全國性品質管制運動,盛極一時。他以他在日本所接受的講解報酬設置戴明獎基金,對品管的推行或品管學術研究有成就的公司及個人頒發戴明獎,之後該獎成為日本品管上的最高榮譽。由於他對日本工業界貢獻卓越,得到日本天皇賜給的第二等勳章。

戴明在日本講授品管後,對戰後混亂時期的日本工業界有很大的影響。後來統計方法在日本工業上廣泛地被應用,遂引起所謂統計方法亂用時代。這是指責在工廠未考慮使用統計方法的最終目的,僅為了使用統計方法而使用的現象。一九五四年日本品管界另聘請美國的朱蘭(Juran)博士講解品管。此次朱蘭在其講解內容從未提到統計兩個字,而強調品管與企業經營的關連,使日本人出乎意料之外,對統計方法的亂用有所反省。

從那時候經過廿多年的現在,日本的品管界從統計方法僅應用在生產過程土的階段,進入了企業經營、合理化、各部門成績評價,品管體系的確立、情報處理、新產品研究開發、實驗計劃法的發展等廣泛的境地,並已超越了美國品管人士批評日本為戴明版圖 (Deming Territory)的時代。如今戴明在日本已屬於過去的存在。記得一九六九年在東京開的第一屆品質管制世界會議中,戴明在東京的日比谷公會堂講演,我聽到兩個日本聽眾批評他所講的內容陳舊,對他們已無用處。

我於去年五月間參加在美國克利夫蘭市召開的美國品管學會第廿七屆年會。戴明本來與我在國際品管會場於同時間內作發表。但據說他因為年紀太大,故派一位年輕人替他作發表。這次我們能請了這一位老先生來,對我們而言是難得的機會,而老實說對他而言,也是難得有這樣的一次機會到遠東來了。

共同性原因與特殊原因
此次戴明在我國除談及日本品管方面的成就等以外,其內容離開廿多年前者並不遠。假若他將此內容對現在的日本品管人士作講解的話,則必定引起噓聲。雖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認他此次所講的部份內容對目前的我國仍然有用處。我的意思是我國的品質管制脫離不了廿多年前的境地。這是可悲的事實。

在工廠裡,製品品質的變化可分為兩種:機遇原因與非機遇原因。在品質管制教科響上說,非機遇原因(特殊原因,如製程上的突然變化)是可以避免的,經過採取某種措施後,非機遇原因則消失,如此可以獲得品管上的所謂管制狀態,所剩下的是機遇性原因所引起的變化。戴明說機遇原因是共同性或環境性原因。他說在工廠內,變異、高成本或喪失競爭力等原因中,共同性原因佔百分之八十五,而特殊原因僅佔百分之十五。共同性原因是製造過程體系(System)上的錯誤。我們絕不可以不管環境上的原因而把它當做機遇性。例如原料上的問題、機器設備本身的設計上問題、操作方法上的問題等均屬於共同性原因。這些問題的改善並非現場人員所能做到。

我國一般人士對品管的認識
戴明說管理者誤認為品管就像任命一位新主教,或裝設了新地毯,新鐘一樣,只要裝設了就有了它,其實品管必須一點一滴,一年又一年地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地慢慢使其成長。他說的這一句話也就是當前我國企業高階層人員對品管的一般看法。高階層人員說他們公司的品管概由品管課在做,有關品管的一切事情,應該去找品管課。其實高階層人員不知道他們本身就是操縱品管的主角。他們不知道戴明所講的佔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共同性問題被控制在他們手裏。記得日本的石川馨博士從前來我國演講時說過「在現場能解決的事僅佔百分之卅」。戴明的百分之十五與石川的百分之卅雖然相差一倍,但欲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

在現場方面操作人員被分配到未加以仔細考慮而設計的管制圖,開始使用。當在生產線上發生任何類型的困擾時,其反應,照戴明的說法,是「去責備工人,其後果是使各級人員感到沮喪」,因而對品管方法失去信心,同時引起反感。

最慘的人員算是品管課長。很多品管人士對美國傳來的品管方法從未敢去批評,有些人雖然對一些方法有意見,但也不敢講出來,當發生了品質問題時則受上下兩面的攻擊,兩面不討好。有一位品管課長說他是工廠裏面的「臭頭雞」。原來臭頭雞在台灣話是頭部無毛的雞的意思,這標的雞在雞群裏經常受其他雞的攻擊。

品質管制圖的流行
品質管制圖在我國被認為品管上最重要的一種方法。包括講師們與考核人員在內的推行品管人員極力推薦在工廠使用管制圖,企圖使品質變化在所謂管制界限內,以達成管制狀態。我認為我國是世界上點繪管制圖最多的國家,但是在很多工廠裏極少聽到其具體功效。台北近郊有一家美國人開的通用器材公司,該公司的前任品管經理馬德雷先生(美國人)曾經在美國品管學會的雜誌上批評我國所使用的品管方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美國所使用的「使人回憶的」方法。我在中部某工廠看到顯然無效用的一張管制圖。當時我問該工廠的品管課長為何明知無用而仍然點繪。該課長回答說「我們想取消,但必須要向××局報備呀」。從此我們不難以看出管制圖是為誰點繪。這一句話象徵著我國品管實況。

管制圖是極難以使用的方法。當收集資料的方法不同時,管制界限時寬時窄,不易收效。品管教科書上對這一點交代不清。又製造過程不穩定時,管制圖根本不會發生作用。我們要想到管制圖是美國的產物,更要想起管制圖的發明者修發特 (Sllewhart)博士是機械出身的事實。

在美國,原材料的來源穩定,使用具有充分的製程能力的機器設備,及經過充分研究及長期經驗後訂定的操作方法,而這些操作方法則由美國工人死死板板地遵守。這些都是製程品質穩定的條件。一方面在我國,資源缺乏,原材料品質經常變化,機器設備本身精度差,很多工廠的操作方法既非經過研究以後的最佳條件,又缺乏明確的操作標準,由不必擔心遭遇美國式截員的工人馬馬虎虎操作,當然無法期待製程品質的穩定,因此無法期待管制圖會發生作用。何況從管制圖可期待的最高效用僅有整個問題的百分之十五呢!

再者管制圖最大的問題是對經濟上的觀點模糊不清。一個企業內的任何一種活動必須予以經濟上的評價。若一個企業注重對經濟觀點不清楚的活動的話,那還談得到合理化麼?密蘇里大學的亞當教授指出管制圖與某種抽查法等方法變為歷史上的存在。有些外國品管專家幾乎否定管制圖的價值了。

戴明在這次的講義中提到一些管制圖的例。但是他所強調的並非我國一般所期待的功效,即管制圖在管制狀態之下所獲得的功效。他說這樣的功效僅能解決百分之十五的問題。剩下的問題則須要靠上級主管改善環境上的原因。若使用更清楚的表現方法,可以說管制圖是次要的。
雖然是太遲,但是該要反省的時候了。

改善的途徑
下面幾點是我認為應該改善的地方。
先說品管考核方面。
第一,考核人員打分數時,應該注重製造過程能力的調查。這是工廠的實力調查一。將製程能力所表示出來的品質水準與顧客所需求的品質水準一比較,則可判斷該產品可否外銷。外國來的採購人員到工廠的時候,並不理會管制圖有多少張,或有無所謂傳遞系統等,他們從原料的品質狀態,所使用的機器設備能力,工作方法及產品品質等推測該工廠的製程能力。製程能力的調查可以使用簡單的統計方法作客觀地判斷。

第二,為使品質穩定,考核工作應注重工廠有無實施標準化。標準化包括原料標準、機器保養標準、操作標準、檢查標準等等。標準化品品質穩定的前提。標準化應該注重有無使用文字或圖面表示出來。

第三、考核工作儘量不要理會表面文章,注重實效。成效的評價儘量避免定性的表現方式,而注重定量性方式。換言之,注重效率(Efficiency)不如注重實效(Effectiveness)。考核項目裏面有很多類似「有無品管組織」或「有無傳遞系統」等。這些都可以吹牛,作表面文章。定量性表現有如某製程的生產力提高多少、某設備的投資效率為多少等,目經濟觀點論之。

第四、考核單位對自己派出去的考核人員要加以充份的訓練及教育。從前某時候,某單位委託某單位作了為期「三天」的考核人員訓練,這可以說是考核人員的速成班,難怪產生了「外行考核內行」的一句話出來。

第五,考核人員應該認識其工作最後將影響國家的信譽至巨。「考核」這一張王牌好好運用的話,可以領導工廠走向正確的方向,提高整個國家的生產力。

企業主管應該認識品質管制的最終目的,並非為取得考核甲等或減少外銷檢驗費用的減免,而是為生產力的提高,為更高的投資效率,更多的利潤。他們應該深入品管實際工作,為此目的,希望推行品管機構經常主辦高階層管講座。

在工廠的工程師們不要全面信賴外國品管上的方法。不少的方法已經被淘汰或被批評。又我們應該深入檢討改善所謂共同性原因,即解決百分之八十五的問題。某大工廠的工程師曾經說他們所使用的原料變化太大,因此不能作品管。這是不了解品管的說法,雖然原因不能去除,但可以把原因所造成的影響去除。這樣的措施並不容易,要深入研究,驅使製造方面的專門技術後始能作到。這是品管方面的重要對策之一。

在我國特別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最佳操作條件的尋找,外國的最佳條件不一定是在此地此時也量最佳。日本的田口玄一博士曾經在台北近郊的某工廠使用他自己開發的一種統計方法求得某製程的最佳檢查間隔。當時所使用的檢查間隔為五十個,但田口博士所求出來的間隔為七個,將間隔縮短為七個以後每台床每月可節省二萬五千元損失。統計方法、實驗計劃法等方法的應用,對這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希望講解品管的老師們對我國所使用的各種品管方法坦白地提出問題點,互相檢討,造成研究風氣,以免被外界人譏為誤人子弟。

【1974-07-29/經濟日報/10版/經濟文摘/工商實務】

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

衛福部推動跨院病歷交換,運用FHIR Box作業系統平台 (an innovative medical interoperability platform and "operating system"),預計今年底達成全台醫學中心互通,明年擴大至區域及地區醫院。

 




衛福部推動跨院病歷交換,運用FHIR Box作業系統平台 (an innovative medical interoperability platform and "operating system"),預計今年底達成全台醫學中心互通,明年擴大至區域及地區醫院。


FHIR BOX 可以想像成「醫院的共通轉接平台+應用作業系統」 · 不用換掉原本HIS 系統 直接在上面加一層平台 自動把資料轉成FHIR 直接支援SMART on FHIR ...Read more


May 8, 2026 — FHIR Box 由衛福部提供互通標準與作業系統平台,透過互通性作業系統(FHIR Box OS),硬體供應商提供高吞吐量硬體支援運作,傳統小型電子病歷供應商與 ...



中央社新聞粉絲團


全台各醫療院所用的病歷系統有40多套,資料格式與代碼都不一致,民眾到不同醫院就醫,想攜帶病歷,時常須燒錄光碟或影印紙本。
衛福部推動跨院病歷交換,運用FHIR Box作業系統平台,預計今年底達成全台醫學中心互通,明年擴大至區域及地區醫院。
國科會主委吳誠文表示,可讓民眾看診更便利,也看好國際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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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Overview



FHIR Box is an innovative medical interoperability platform and "operating system" developed by Taiwan's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OHW) and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I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disparat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s (HIS) and modern, standardized SMART on FHIR applications. [1, 2, 3, 4, 5]

🏗️ Three-Tier Architecture
Rather than replacing existing hospital systems, the FHIR Box sits on top of legacy infrastructure as a middleware platform built on three layers: [1, 2, 3, 4, 5]
  1. Data Space (資料層): Translates decentralized, fragmented, and unstructured hospital data into the standardize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L7 FHIR format (incorporating RWD, LOINC, and SNOMED CT).
  2. Rule Space (規則層): Utilizes Clinical Quality Language (CQL) to convert complex medical knowledge into executable rule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CDS) logic, and policy management.
  3. App Space (應用層): A native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SMART on FHIR apps,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ecosystem where clinical AI and monitoring apps can function seamlessly across different institutions. [1, 2, 3, 4, 5]
🏥 The "Windows of Healthcare"
Because different hospitals often use different proprietary systems, FHIR Box acts as a unified translation layer and exchange hub (dubbed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Interoperability). This means that regardless of a hospital's backend system, they can all run the same standardized medical apps, making cross-institutional data exchange and AI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easier. [1, 2, 3, 4]
⏱️ Rollout and Timelines
  • Initial Milestones: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across major medical centers (including Chang Gung Memorial, Mackay, and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 Ongoing Expansion: Supported by continuous government grants, deployment is underway at major medical centers and regional hospitals, creating a standardized hub connected to a national marketplace of smart applications.
  • National Goal: Targeted to cover all medical centers, regional hospitals, and local district hospitals. [1, 2, 3, 4]
For more official policy details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you can read the Taiwan MOHW Digital Health Platform Announcement or explore general interoperability guidelines on the HL7 FHIR Official Website. [1, 2]


2026年5月14日 星期四

奉鍾 sir 指示,翻譯J. M. Juran 97歲的寶貴訪談錄全文如下 (2002 年請寶成Nike 事業部李興文翻譯)

這篇 J. M. Juran的寶貴訪談錄,我在2002 年請寶成Nike 事業部李興文翻譯出來,供內部傳閱。一年之後,我轉林公孚先生。後來他獨立再翻譯,發表於『品質月刊』(待查詳細期數)。



*****

「諸位同仁,

下列文章摘錄於品質文摘網頁

http://www.qualitydigest.com/currentmag/articles/01_article.shtml )。奉鍾

sir 指示,翻譯全文如下。信中提到一個人Walter Shewhart,我在個人信箋上面有註解

(摘自鍾 sir網頁 http://www.deming.com.tw/deming/4/42000011.htm),有興趣者可參考。

以上

李興文」




Joseph M. Juran is considered by many to be the greatest quality thinker of

the last century. His humble beginnings as an impoverished immigrant fueled

his drive for quality and led to countless accolades, honors and medals.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 Joseph M. Juran一直被許多人認為是最偉大的品質思想家。他貧寒卑微的移民出身,驅策著他對品質的重視,也因此使得他得到了無數的讚譽、榮耀與獎章。

He began his career at Bell System's Western Electric in the early 1920s and

developed statistical tools still widely used today. While at Western

Electric, he worked with other quality luminaries such as W. Edwards Deming

and Walter Shewhart.

他的工作始於 1920年代早期的「西方電氣公司」,同時也發展了至今仍廣為使用的統計工具。當任職於「西方電氣」時,他與其他諸如戴明與蕭華德等品質大師共事。

During World War II, Juran served as an assistant administrator for the

Lend-Lease Administration. But following the War, he decided that big

bureaucracies weren't for him. Instead, he became a freelance management

consultant. He spent much of his time lecturing, researching, writing and

consulting about quality. He also made numerous trips to Japan to help

rebuild its shattered economy.

二次大戰時, Juran擔任「物資租借局」助理行政官;但戰後他認為龐大的官僚體系並不適合他。相反的,他成為了不受拘束的管理顧問。他花了大多數的時間在傳授、研究、撰寫與受諮詢跟品質有關的事務上。他也去日本,幫忙重建已頹廢的經濟。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Juran wrote numerous books, including Juran's

Quality Handbook, commonly considered to be the international quality

reference book, now in its fifth edition. He also founded the Juran

Institute and the Juran Foundation (now the Juran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was instrumental in starting the 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

此後數年, Juran寫了許多書,包括這本一般被認為是國際性品質參考用書:「朱蘭品質手冊」(現已發行到第 15版了)。他也成立了「朱蘭研究所」和「朱蘭基金會」(現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朱蘭中心),並且在協助設立美國「鮑烈治國家優質獎」。


Although Juran retired from public life in 1993, he still occasionally

speaks, writes and is hard at work on his memoirs.Juran1993年退休,但他偶

而仍演講、寫作,以及撰寫他自己的「朱蘭回憶錄」。

In June, I interviewed Juran at his home in Rye, New York. Despite his 97

years, he's still physically strong and mentally sharp. Although sometimes

careful with his answers, he didn't fail to speak his mind. As with the

previous interviews I've conducted with him, Juran was polite, considerate

and humorous.

六月間,在 Juran位在紐約 Rye 的家中,我訪問了Juran。儘管已經 97歲高齡,他的身體仍舊硬朗,思考依然犀利。雖然有時回答地很小心,但他從未詞不達意。我與他接觸的幾次訪談中, Juran溫文有禮、體貼又詼諧。

QD: What do you think has been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the quality world

during your lifetime?

QDQuality Digest「品質文摘」之簡稱):在您一生中,您認為在品質領域中最偉大的成就是什麼?

Juran: That's easy: the Japanese quality revolution. Remember, Japan set out

to get a place in the sun by military means. Obviously, that didn't work, so

they set out to do it by peaceful means, through trade.

朱蘭:很簡單。日本的品質革命。記住,日本以軍事手段開始建立太陽帝國,很明顯的沒有用;所以,他們開始用一種和平的工具,貿易。

As they undertook to do that, they found that trade requires you to import

materials, fashion them into goods and sell those goods. It's like the

British did a couple of centuries ago,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 on

Earth. However, the Japanese had a big handicap: The stuff they had been

exporting prior to World War II was pretty shoddy. Although they had low

prices because their wages were very low, they had about the worst quality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當他們開始嘗試時,發現「貿易」需要進口原料、加工和出售成品;就像英國幾世紀前所做的一樣,這成為世界上做重要的一種力量。然而,日本卻有一個大問題:二次大戰前出口的物品相當差勁。因為工資低廉而使價格走低,但他們卻擁有全球品質最差的稱號。

When you can't sell your stuff and the reason is poor quality, that message

goes all the way to the top. They undertook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improve their reputation. It took a long time, about 30 years or more, but

they were successful. Not only could they sell their stuff and get a large

market share; it brought them to the status of economic superpower.

高層完全同意下列訊息:「當你的品質差勁,你就無法賣出貨物。」因此他們著手改善品質與名聲。這花了 30年以上的時間,但它們非常成功。它們不只能夠賣出貨物、吃下更大的市場;也使得日本成為現在的經濟強權。

QD: How did the Japanese bring about this quality revolution?

QD :日本是如何進行這場品質革命的?

Juran: They did a whole series of things. The top people took charge of

quality, which was pretty unusual. They undertook to train the entire

hierarchy in how to manage quality, which requires a lot of training. They

opened up the business plan to include goals for quality, which was

unprecedented. One of those goals was to get quality improvement every year,

year after year, at a revolutionary pa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s

improving quality at an evolutionary pace. These lines crossed, in my

estimate, somewhere around 1970.

朱蘭:他們進行了一連串的動作。高層負責處理品質異常的問題,嘗試以多種方式訓練組織層級內所有人「如何管理品質」;他們也史無前例地將「品質目標」放在營運計畫內。那些目標之一是,以革命的腳步,逐年改善品質。全球其他國家也正處於品質革命的階段上。我個人推算,這些線(品質革命之線)在 1970年代進行了交會。

They then went beyond the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improvement. They did

something else that nobody in the West has managed to do: They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workforce to participate in improvement through something

called "QC Circles."

然後,他們在革命的路上進行改善。他們做了一些西方未曾做過的其他事情:他們藉著所謂「品管圈」,使得工作各單位參與改善品質成為可能。

QD: After decades of improvement, why is the quality of U.S. products and

services below that of the Japanese?

QD :經過數十年的改善後,為何美國產品與服務品質會位居日本之下?

Juran: With relatively few excep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below the

Japanese as far as quality is concerned. In fact, that's true for the West,

generally. Why? We have a lot of know-how about how to achieve high quality.

We even have a few role-model companies that did the same thing in pretty

much the same way. The approach is common for all the successful companies.

朱蘭:因為一些例外,美國目前在品質方面的水準仍舊低於日本。事實上,這現象對西方而言都一樣。為什麼?我們有許多追求高品質的技術。我們甚至有一些模範企業在相當多的方面,從事同樣的動作。這方法對所有成功的公司而言稀鬆平常。

We have a strange situation: We know how to do it, but our companies don't

do it. Here are some of my theories why they don't: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tried to improve quality, and it didn't work. They listened to consultants

and spent a lot of time trying things out. Most of the time was spent

learning what not to do, what doesn't work. So a lot of companies gave up.

Bear in mind, mediocre quality is still saleable. People want the services

that new products bring. They buy them and take the chance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get a lemon.

但我們有個奇怪的情形:我們知道怎麼做,但我們不做。以下是我的理論:許多公司都嘗試改善品質,但毫無效果。他們聽從顧問,而且花下大量的時間去嘗試。但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學習「什麼不要做」、「什麼不能做」。所以許多公司放棄了。記住,二流水準的品質仍舊可以賣出去。人們需要產品帶來的服務。消費者購買物品,也承擔了他們不要購買瑕疵品的風險。

A lot of companies think that their businesses are different. They are

different; they have different technology, different markets, different

culture and so on. But I found when I got into consulting many years ago

that every one of those different companies had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To

diagnose those problems, I used certain diagnostic tools. To find remedies,

I used certain remedial tools. To hold the gains, I used certain common

control tools. I was going through the same sequence of events in company

after company, even though they were certainly different. So there is a body

of know-how there that is common and heading toward a science of managing

for quality.

許多公司都認為他們的行業別不同。他們很不同,他們有不同的技術,不同的市場、不同的文化等等。但是許多年前當我擔任顧問時,我發現不同的公司卻有相同的品質問題。為了診斷這些問題,我運用了一些診斷方法。為了找到補救方法,我採取了某些矯正手段。為了維持成績,我使用了某些常見的管制工具。在一家又一家的公司裡,我遇到一連串相同的事件,即使他們相當不同。所以會有一套技術:普遍而且能夠管理品質的科學。

A lot of companies believe that getting certified to ISO 9001 solves their

quality problems. That simply is not true. ISO 9001 has some value in trying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assessments that are made. But the ISO 9000 series

was pitched at a mediocre level. The various ingredients that the Japanese

did differently are not a part of ISO 9000. We've been taken in by the

standardization people coming up with a standard that's not at the

excellence level but at the mediocre level. That's inherent in the way

standards are set. There has to be a consensus. The different members from

companies of different standardization bodies are not going to agree to

standards that their companies are not able to meet. They are starting to

change the standards, but that's at a glacial pace.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change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很多公司相信通過 ISO9001就能夠解決品質問題。這種簡單的想法不對。ISO9001 在縮小「評估項目」上有其價值。但ISO900 系列被放在二流水準之上。日本所採取的不同作法當中,其多樣化的組成並非ISO9000 的一部分。我們已經接受「標準化了的人」提出不是最佳的二流標準,那是依內在特質所設立之標準。一致性必須建立。不同公司內,不同標準單位中不同的人員,是不會同意有公司無法達到的標準存在。他們開始改變標準但寸步難行,改變國際性的標準曠日廢時。

Some people think that higher quality costs more. That confusion exists in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The word "quality" has two very different

meanings: One meaning is the features of the product that enable it to sell.

There, higher quality generally costs more. It takes more product research,

mor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o on. People don't even call it a cost; they

call it an investment, which will bring back higher returns. That's quality

on the marketing side or the income side.

有些人認為追求高品質會使成本增加,這種迷惑在許多不同的公司中都有。「品質」這個字有兩個非常不同的意義:一是能夠使物品賣出去的特徵 /特色;這方面的高品質就需要增加成本,這就需要更多的產品研發等等。人們不會稱它做成本,他們會稱其為:一種可帶來更高回報的「投資」。此即為市場面或獲利面的「品質」。

Quality on the cost side is quite different. The cost of failure, the

internal failures--scrap, rework, slow deliveries, failure to deliver on

time--and the external failures--field failures, lawsuits, safety problems.

成本面的品質則非常不同。失敗成本:內部失敗成本如報廢、重工、交期緩慢、不準時交貨,以及外部失敗成本如性能失效、訴訟、安全問題。

A lot of CEOs believe that they are too busy to lead the quality charge, and

so they delegate it. That hasn't worked very well. Leadership by the top

people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getting out of that steep slope.

多數首席執行官都相信他們過於忙碌而無法主導品質;所以他們授權,這並沒有太好的效果。高階領導是跳脫困難品質問題最必要的成因。

QD: You talked about ISO 9000. Are you surprised by its success and

widespread acceptance?

QD :您談到ISO9000,你會為它的成功與被普遍接受而驚訝嗎?

Juran: I was astonished that it took off like it did. I am still surprised.

I must say that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paying for

those assessments are getting fed up. I remember in my astonishment I used

to ask companies: "What are you going into this for? What you're doing is

already much stricter than the criteria that are set out in ISO 9000." The

answer was: "We know that. But we don't think, from a marketing standpoint,

that we can be in a position where our competitor is certified and we are

not. We'd be at a marketing disadvantage."

對於它的發展我很震驚,我仍然很驚訝。我必須說,有些人因為這些評估項目的指示而得到茁壯。還記得在驚訝中,我會問公司:「你為何要從事 ISO?你現在所做的比 ISO9000所設定的還要嚴格許多。」答案是:「我們知道。但從市場角度而言,我們不認為我們能夠處在一個競爭對手獲得認證而我們沒有獲得認證的地位。」

There was a stampede that started out with Admiral D.G. Spickernell, the

head of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He persuaded the British military

to use the defense standard in assessing defense contractors. The standards

organization urged the standard on civilian buyers. It was all voluntary;

there was no compulsion to be certified. That began to take hold and be

strongly propagandized by the standards organization. And then, little by

little, whoever got themselves certified advertise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certified. The public didn't realize that they were being certified to a

mediocre standard. The idea that the standard was pitched at a mediocre

level has never been properly brought out.

英國標準局長 Admiral D.G. Spickernell開啟了一個大動作。他說服了英國軍方使用防衛標準來評估國防事業的訂約人。標準組織贊成對於民間購買者採用標準,而這全都是自願的,並沒有強制性認證。這也開始實施,同時標準組織也廣為宣傳。之後,漸漸地,得到認證的人就會去宣傳他們已經得到認證。公眾並不知道他們得到的只是二流的認證。被放在二流水平上,標準概念的想法從未能適當真實地呈現。

QD: Do you think that ISO 9000 has actually hindered the quality movement?

QD :您認為ISO9000事實上阻礙了品質運動?

Juran: Of course it has. Instead of going after improvement at a

revolutionary rate, people were stampeded into going after ISO 9000, and

they locked themselves into a mediocre standard. A lot of damage was, and

is, being done.

朱蘭:當然。不在革命的路上追求改善,人們胡亂去追求 ISO9000;然後他們就陷入了二流標準之中。一大堆的損害以前造成了,現在持續出現。

朱蘭:當然。人們不以革命的速度來追求改善,而胡亂去追求 ISO9000,他們就陷入了二流標準之中。它一以前造成了大堆的損害,現在依然如此。

QD: What do you think of Six Sigma?

QD :您對六標準差的看法如何?

Juran: From what I've seen of it, it's a basic version of quality

improvement. There is nothing new there. It includes what we used to call

facilitators. They've adopted more flamboyant terms, like belts with

different colors. I think that concept has merit to set apart, to create

specialists who can be very helpful. Again, that's not a new idea.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Quality long ago established certificates, such as for

reliability engineers. Right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00 certificates

issued by ASQ.

朱蘭:就我所見,這是品質改善的基本版本,它並無特殊之處。它包括了我們以前所謂的「引導者」。他們有一堆像以不同顏色的「帶」將人員分級等,許多虛華的、響亮的概念 /字彙。我認為這一分級的概念非常有用、有價值,可以獨立來分別找出不同本事的專家。再說一次,它並非新的想法。美國品執協會在很早以前就建立了認證機制,例如可靠度工程師。現在經美國品質協會認證過的人超 10 萬人。

Most people don't even understand what Six Sigma means. It is a goal. A goal

of very few defects, down to defects per million. We used to think in terms

of percent defective. For example, 1 percent defective is 10,000 defects per

million units, a far cry from three or four. Basically, the concept is

perfectly good, but there is nothing new.

多數人甚至不知道六標準差所指為何。它係指一個目標。一個瑕疵非常少的目標,將低至百萬分之幾。我們習慣以「百分之幾的瑕疵」來思考。舉例而言,用「一百萬分之一」為單位來表示的話,百分之一的瑕疵係指每中有一萬的瑕疵;這對百萬分之三或四個缺點的要求而言,還差得遠。基本上,「六標準差」此概念相當不錯,但沒什麼新意。

It originally started with Bob Galvin, the former CEO of Motorola and a very

ardent pursuer of excellence in quality. Some years ago, he gave his

organization the job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defect level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Now, to reduce it from a few percent defective to

three per million, that's four orders of magnitude.

「六標準差」的始作俑者是由熱切渴望完美品質的前任摩托羅拉首席執行長 Bob Galvin帶頭的。若干年前,他給了他公司一項 "十倍速" 的品質改善工作,逐級減少瑕疵。如此說來,從某百分比的瑕疵降到每百萬分之三,這是" 十倍速"改善翻第四次(案:因此 Juran可能指 "十方次翻一次10/100/10000/1000000" )。

The name Six Sigma comes from a measure of what we call process capability,

measuring the inherent uniformity of the proces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s

inherent in tools used to achieve improvement under the label of Six Sigma

is the concept of process capability. Now, to my knowledge, that concept of

process capability goes back to 1926, when I was a young engineer at Western

Electric. I got into a problem, and I ended up discovering that every

process can be quantified in terms of its inherent uniformity. That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tolerance limits to see whether the process is up to doing

the job. In addition, you can also see whether the process is capable but is

being misdirected. I am the inventor, if not the reinventor, of that

concept.

六標準差之名來自於對制程能力的測量,量測流程中固有的一致性。在追求改善的六標準差標示下,工具中有一個固有的概念,制程能力。此時,就我所知到的「制程能力」而言,它可以回溯到 1926年,當時我是西方電氣的一個年輕工程師。我遇到個問題,而我因為發現每一流程都可依其固有的一致性予以量化,進而解決了問題。這可以和允收程度相比,看流程是否正常運作。此外,你同時可以看到流程是否有力,但方向錯誤。

如果不是再創者,我是這個觀念的發明者。

QD: There is a lot of marketing hype around Six Sigma, just as there was

with ISO 9000.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QD :有許多以六標準差之名進行的市場宣傳,就如ISO9000一樣。您對此感覺如何?

Juran: I am in favor of improving quality by whatever means. Right now, I

think that what has really caused the spread of Six Sigma is GE. They went

into quality improvement, urged, I think, by what Bob Galvin had done at

Motorola. Jack Welch personally went into this. Then he went public with the

results to huge acclaim and huge savings running into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That got a lot of press and was pretty hard to ignore.

朱蘭:我贊成用各種方法來改善品質。眼下,我認為真正將六標準差發揚光大的是奇異電氣( GE)。他們從事品質改善、鼓勵之。我認為, Jack Welch所做的和Bob Galvin 在摩托羅拉所做的一樣。然後,他將該公司對六標準差的熱烈的歡呼與其節省數十億美元的成果公諸於世。這就吸引了諸多媒體的青睞,而且很難不注意他。

I don't like the hype, and I don't think the hype is going to last.

Something that is as successful as the improvement process gets label after

label after label. Those labels come and go, but the basic concept stays.

There will be some marketer that finds a new label, finds a way to make that

a fad and off he'll go, doing the same thing we did before under a new

label.

我不喜歡這種噱頭,而且我也不認為這種噱頭可以持續下去。有時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標誌後,它真的如流程改善一般成功。標籤來來去去,但基本概念卻原地不動。總會有人在市場中找到新標籤,而且找個蔚為風尚的方法;在新標籤下作我們過去所做的事情。

QD: You were very involved with 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in

quality.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s in quality?

QD :您在利用統計方法改善品質方面投入大量精力。您能談談統計技術在品質中的發展嗎?

Juran: The use of statistical methods in quality dates back to 1903, when

the Bell System faced a problem designing its central offices. A subscriber

takes the phone off the hook and gets a dial tone. That means he's connected

to a line that goes to the central office. The question was, "How many of

those lines do you need?" Theoretically, every single subscriber could take

his or her instrument and start to use it, so you'd need a line for every

subscriber. Actually, subscribers don't do any such thing. Only a few

percent at one time are using it. So you need on average only a few percent

as many lines as you have subscribers. Now, the question was, "Are we

willing to operate at the average?" No, there'd be too many cases of a

subscriber not getting a dial tone. So how many lines should you provide?

That took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y took data: What's the rate of busyness

day by day, hour by hour? Based on that, they identified when the traffic

was busiest, how many lines that required, and that enabled them to make a

managerial judgment as to how many trunk lines to provide. That was the

earliest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in the Bell System.

朱蘭:統計方法在品質中的應用,可以回溯於比爾電氣 1903年所遇到,一個關於設計交換中心的問題。一位用戶把電話從線圈中移開,而且聽到嘟嘟的撥號音。亦即,他已經與交換中心有所連接。問題是,你需要多少線路?理論上,每個單一用戶可以取得設備而且開始使用它。所以每個客戶都需要一條線。事實上,客戶不會做這種事。只有很少數的用戶偶然會使用到,經過平均後,你只需要為一定比例的客戶準備多條線路。問題是,我們願意在平均數上面花精神嗎?不,沒有收到撥號聲的客戶也有很多。所以,到底你要提供多少條線路?這就需要統計分析了。他們抓取數據:每日、每小時的線路繁忙時段的比例為何?基於上述,他們確定了最繁忙的時段,需要多少線路;同時也使他們能做出符合管理原則的判斷:需要提出多少幹線?這是比爾公司內最早應用統計的情況。

Bell Labs thought that these tools might have application in the factory. In

1926 a delegation from the Bell Labs came to Western Electric's Hawthorne

factory, where I was employed as a young engineer. They met with the chief

inspector and some of his people. They formed a joint committee on

inspection, statistics and economy, and they agreed to meet a couple of

times per year.

貝爾實驗室認為這些工具可以應用在工廠中。 1926年從比爾實驗室調來一個代表團到西方電氣的Hawthorne 工廠,當時我在那兒擔任一名年輕的工程師。他們與首席檢驗員見面和他的成員。他們為檢驗、統計與規模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他們同意每年會面兩次。

The head guys in Western Electric soon discovered that nobody in the place

knew anything about statistics, so they brought in a professo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give a course. About 20 managers and engineers

attended that course, and I was one of those engineers. Then to help the

committee in dealing with the statistics, they set up a little department

with a boss and two engineers called the inspection statistical department.

I was one of those engineers. As the committee met and got into scientific

sampling,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 control chart, which was an invention of

one of the Bell Labs' mathematicians, Walter Shewhart. Although he was a

brilliant mathematician, he had a limitation: His knowledge of the factory

was nil. He was a very poor communicator as far as lay people were

concerned. He needed an interpreter, so I was asked to pilot him around the

factory.

西方電氣的大頭們很快發現,沒有人瞭解統計。所以他們請了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來授課,包括我在內有約莫 20名工程師參加,然後協助委員會處理統計問題。他們設置了一個主管兩個工程師的小部門,稱為「檢驗統計部」,而我是其中之一。當委員會碰面進行科學抽樣,他們不久就發現了由貝爾實驗室的一位數學家 Walter Shewhart所發明的「管制圖」。雖然他是一位極優異的數學家,但有侷限;他完全沒有工廠方面的知識。他是個非常差勁的溝通者,常把需要關注的人拋諸腦後。因為他需要一個翻譯,所以我便被要求領著他看工廠。

I had the job of selling some of this stuff to the inspection supervisors,

but I very seldom made a sale. They had empirical ways and they stuck to

them. So there was almost a state of dormancy there until World War II. At

that time, the War Production Board, whose job was to harness the civilian

economy to the military machine, set up a department to help improve quality

in the military. As luck would have it, they appointed two professors to

head that department. They conclude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quality, we

should teach the factories statistics.

我有賣出一些東西給檢核幹部的責任,但我賣的很少。他們有來自於經驗的方法,並且奉行不渝。所以到二次大戰時,生意上呈現了無生氣的狀態。當時,負責為結合民間經濟與軍事機器,所設立的「戰時生產委員會」中,成立了一個幫助改善軍品品質的部門。幸運之神眷戀,他們指定了兩位教授領導該部門。他們的結論是,為了改善品質,我們應該把統計學交給工廠。

Eugene Gra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 went around the country giving these

courses for free. A lot of companies sent their young engineers. Now, these

courses didn't affect who won the War, but they had a tremendous effect on

the people who attended those courses. They were meeting people from other

compan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It was wonderful to be ab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They formed a bunch of quality societies in different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Those finally became the ASQ. They created a

journal that at the outset contained nothing but statistics. It took a long

time for the idea that managing for quality is the important thing, and

statistics is a part of that. They resisted that. To them, statistics was

everything.

Ed Deming went to his grave believing statistics is everything. If you make

use of statistics, everything gets resolved. Of course, he never managed

anything. He didn't know about managing.

史丹佛大學的 Eugene Grant免費全國巡迴授課,許多公司都派遣了年輕工程師參與。現在,這些課程並未對戰勝者有何影響,但對參加課程的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第一次與其他公司的成員一起開會:能夠互換訊息是件美好的事情。他們在美國各地成立了

一個個社團,這些最終成為了「美國品質協會」。協會初期出版的刊物除了統計什麼都沒有。「管理品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統計只是其中一部分」,這個概念的成立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抗拒它。對他們而言,統計是全部。直到戴明過世前,他都相信「統計是全部」;如果你使用統計,每件事情都搞定了。當然,他從未管理過任何事情,他不瞭解管理。

QD: Obviously, you've achieved tremendous success in your lifetime. To what

do you attribute that success and your drive for achievement?

QD :很明顯,在您的生命中,您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什麼造成您的成就?而它是受到什麼樣的驅使?

Juran: I'm surprised that it happened. I've kept a pretty low profile. I

keep the publicity people at the Juran Institute on a pretty short leash. I

don't like flamboyant statements about myself. I started out like any other

recruit in a big company. I was recruited out of engineering school, I did

some useful things for my bosses and I got promoted. That was a mistake.

They took a pretty good analyst and made a lousy manager out of him. At the

end, I found that my weaknesses in human relations had caught up with me,

and I was finished. I knew I wasn't going to go any higher in the

organization.

朱蘭:我很驚訝這竟然發生了。我一直保持著低調。我在朱蘭研究所和公眾有相當短的聯繫。我不喜歡大肆張揚我自己。我像其他公司的任何新進員工一樣起步。從工程學校畢業後被雇用,我做了一些對老闆有利的工作並獲得提升。那是一個錯誤: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分析師,卻創造出一個差勁的經理。最後,我發現我的缺點一直跟著我,然後我玩完了。我知道在組織裡面我不能得得到更高的職位。

When World War II came along, I was appointed the assistant lend lease

administrator for the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當二次大戰開始,我被指派為國外經濟管理局的助理借貸行政官。

At the end of the War, I had to figure out what I was going to do. I

realized I had gotten to be kind of a misfit in these big bureaucracies, and

I opted to become a freelance consultant. I wanted to be more than a

consultant: research, consult, philosophize, write, lecture, the works. Of

course, there wasn't any ready-made job like that. I had to piece one

together, and it worked out wonderfully.

戰爭結束時,我必須為未來將做些什麼有所打算。我知道我並不合適待在這些大官僚體系中,我選擇擔任一個不受限制的顧問。我要作得比顧問更多:研究、諮詢、進行哲學性論述、寫作教書等工作。當然,這類工作並未有任何的準備。我必須將其拼湊起來,而讓它能完美的運作。

I also had an urge to write. It was an itch I had for a long time. So I

wrote a great deal. Every month I wrote articles for the journals of the

ASQ, the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nd others. Those were read by a

lot of people. Also, while I contemplated making that change, I had in mind

preparing a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subject, which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Quality Control Handbook, which is now in its fifth edition. That brought me

to the attention of a lot of people in the field. So one thing seemed to

follow another. In fact, at the time I became a freelance individual, I

didn't want any kind of organization. I didn't want to be a boss, and I

didn't want to be a subordinate. Things seemed to grow naturally. All of

those medals and honors were just byproducts of that.

我也有寫作的動力。因為長久以來我一直手癢,所以我大量寫作。我每個月都為「美國品質協會」、「美國管理學會」等單位寫文,有很多人會讀他們。同時,當我自忖想做些改變,同時也在構思準備一個全面性工作,亦即周知的「品質管制手冊」,到今天已經是第 15版了,到今天已經是第 15版了。,當時我是個自由人;我不需要任何組織。我也不當老闆、不要伙計。一切事情都那麼自然,所有的勳章與榮耀都指示副產品罷了。

QD: Which of your achievements are you the most proud of?

QD :這些成就中,您最感到驕傲的是什麼?

Juran: I'd be pretty hard put to answer that. I am not even sure that I am

proud. I am an immigrant, and I came from a pretty impoverished family. I

lived in a neighborhood where everyone else was poor. Your outlook is very

different when you start out that way. My goal in going into higher

education was just getting away from all of that. I discovered in all the

different jobs I held in those days that the employers favored someone who

was going for an education. It seemed to be the passkey to getting out of

poverty. You learn some pretty useful habits if you have to liv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You're not afraid of long hours or hard work.

朱蘭:這問題不好回答。我甚至不確定我有所自豪。是個移民,來自於一個貧困的家庭。我的周遭鄰居都很窮。在這種環境下成長,你的看事情的觀點會很不一樣。我的目標是:受到更高等教育,所以我要跳脫這一切。我發覺過往我所從事的任何行業,雇主都想要聘用具教育水準的人;這看來是脫離貧困的一把鑰匙。如果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你會養成很多有用的習慣。你不會害怕度日如年或者辛苦工作。


QD: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someone just starting out in quality

today?

QD: 對於今日有志於從事品質工作者,您有什麼忠告?

Juran: I would start out by saying, "Are you lucky!" Because I think the

best is yet to be. In this current century, we a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growth in quality because the scope has expanded so much. We used to think

that it was a factory problem. No more. It has expanded from the factory to

the offices to the warehouses and away from manufacturing to all the other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giants: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朱蘭:我想先說:「你們很幸運!」我認為最好的還沒到。在本世紀,我們將因為品質範疇的擴展而看到它成長茁壯。以前我們習慣於「品質」是工廠的問題。這還不夠!它已經從工廠到辦公室,再到倉庫、已離開生產而擴張到所有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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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Scott M. Paton is Quality Digest's editor in chief. Letters to th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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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特 M派頓是品質文摘的主編。任何想與作者聯絡的信件請電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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